当代中国左派及其理论准备的锻造和论争 周承友 左派、右派等党派界定，是属于社会活动主体上的分析与界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阶段社会里，社会活动主体本质上定性的第一分析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起源于经济领域，同时又必然活动或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时代），自1978年以来，右倾机会主义开始上升到主导地位，并逐渐改变着原有中国的社会性质，到21世纪初，中国社会性质的蜕变已基本完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走资派也转换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因而，当代中国的真正左派必然是指：反对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认同社会主义和批判修正主义（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呼吁的党派及其人群。 根据阶级分析方法和当代中国演变的事实历程，当代中国左派最早产生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因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质，就是界定了1957年以后的所谓左倾错误，就是否定文革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这正是修正主义起源的一个前提。但事实证明：文革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等却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所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际上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斗争中的主角虽然是文革前夕提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左翼（两面派）与其右翼（走资派），但也却实存在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维护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思潮及其人群。只是他们的言说被修正主义所屏蔽了，今天应当还原历史的原貌。第二批左派思潮产生在“八九风波”后到1992年初的第一次改革开放的大反思中。《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等文章，以及《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和《高校理论战线》等期刊，代表了这个时期左派的言说和阵地。这两批左派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原有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初步总结了苏联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这两批左派人士构成当代中国的“老左派”。至于陈云等为代表的“三中全会派”并不是真正的左派。 当代中国左派的第二个形态是“新左派”。新左派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初以《读书》、《天涯》等刊物，后来以互联网等为主要阵地。那时正是中国社会特别是经济领域开始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当然，这里所说的“新左派”比右派所说的“新左派”的范围要小些。右派所说的某些“新左派”人士，他们实际上属于泛左翼人士或左翼民族主义者。判断其是否属于“新左派”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看他是否反对资本主义，肯定当代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过程，认同社会主义，并肯定毛泽东时代后期（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的积极贡献。“新左派”的另一个主要特证就是，其理论资源主要取自于西方左翼批判理论。如反过度市场化，反思现代性，对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萧功秦把“新左派”定义为：“是以西方左派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和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社会主义作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这个定义，在当代中国主流学界中被广泛认同，但却缺失了当代中国左派所绕不开的关于文革问题的态度。 新左派观点，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构成当代中国的一大社会思潮。因而对其进行的研究也比较多。一般认为，1993年或94年的催之元、甘阳在《二十一世纪》和《北京青年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是新左派诞生的标志。1997年汪辉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的发表（载《天涯》杂志），标志着新左派进入稳步发展时期。2003年乌有之乡网站建立和《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的出版，标志着新左派发展进入扩大化时期。在2004年兴起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大反思中，新左派已成为当代中国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和思想领域的一个焦点之一。至今，新左派还在发展中。 新左派，不是一个自主结社的有组织的派别。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使然。新左派论及的领域和问题比较广泛，根据右派的说法，他们主要涉及到资本主义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评价，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对现代性的理解和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当代中国社会性质，毛泽东时代（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八十年代的思想运动和以前的“五四运动”等问题。其实，新左派（主要是他们的前中期），主要的还是从历史比较和中西比较中，依据西方左翼理论而得出一些结论，他们还不是根据马列毛主义去研究问题的。因而，其不成熟性是必然的，在其某些代表人士的身上明显地表现出二重性。新左派在经济上，反对私有化和过度市场化，主张公有制和社会公平；政治上，站在平民大众立场，肯定文革的积极贡献，强调人民民主，制约官僚化，强调集体领导和共产党内民主，但不赞成搞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社会历史观上，反思现代性，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反对生产力决定论，强调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提升人性，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等的和谐发展，表现为历史观上的二元性。这些情况表露出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和距离。新左派，是当代中国左派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或环节。 当代中国左派发展的第三个形态是“毛派”（或者说“马列毛派”），即以批判修正主义等为对象的左派。它诞生的思想背景是当代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大反思。因为在这次大反思中，泛左翼思潮广泛兴起，而毛派正是在泛左翼思潮的发展中诞生的。根据高居矛同志2010年7月1日发表（于互联网上）的文章—《必须正视左派内部的观点分歧》一文的观点，在2005年反思改革开放中左派内部已经萌芽着观点分歧，而秋石客同志2006年11月8日发表（于互联网上）的《论泛左翼内部的分歧》一文，则较早地对泛左翼内部进行了区别，并把它们划分为十大派别：马克思主义派、马列毛派、毛派、新左派、老左派（或“三中全会派”）、体制内左派、斯大林主义派、新民主主义派、托派、非意识形态派（或民族主义者等），并指出了泛左翼中的毛派和新左倾的表现：如其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执政党性质、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等问题的争论。其实，马—恩—列—斯—毛主义（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只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才呈现出向前发展的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所以，那种孤立的或离开具体历史条件的可能而割裂马—恩—列—斯—毛的思想都是不科学的，由此各执一端而形成的派别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所谓的“老左派”和体制内（即主流内）左派也不是真正的左派。真正的左派只有从历史的演变中得到说明。在当代中国，只有运用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直指中国现实，才是当代中国毛派（或马列毛派）的真正起源。由此可知，2006年8月31日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的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的文章—《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和三中全会派及其所谓老造反派》一文的出现，就是当代中国毛派正式诞生的重要标志。因为它明确的指出了当代中国批判修正主义的原点、对象和基本方式等，是最好的接续着马列毛主义的。 当代中国毛派自诞生以来，主要的是采取了类似于新左派发展的形式。虽然其讲座形式正在扩展，也出现了一些相应的群众性实践活动，但其发展却都比较困难。不过，在左翼阵地上，融入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把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毛泽东主义，扬弃了领导阶层中一员（郑言实）所作的《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一长文的思想，并统称马列毛主义，还被广泛认同，这标志着当代中国毛派开始进入一个稳定发展时期。2010至2011年，泛左翼内部的大争论，进一步推动了当代中国毛派的前进。归结起来，泛左翼内部的争论主要表现在：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执政党性质、阶级划分、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等问题的认识方面，批判旧世界的道路和形式的认识方面，建立新世界（包括总结早期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的认识方面，以及其理论基础的贯通和发展的认识方面。而这次大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前两个方面，焦点是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执政党性质转换程度及其主要矛盾和批判旧世界的道路或方式选择的问题上。经过争论，在认识和批判旧世界上，形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派和变法派（即“变路线派”），同时，也批判和清理了不批修正主义的改良派，从而大致明确了当代中国毛派发展的战略方针，主要体现是：《毛派应该担当历史重任》（见2010年4月14日乌有之乡网）、《左派阵营的思想混乱局面该结束了》（见2010年11月21日毛泽东旗帜网）、《不得不争论的重大原则问题》（见2011年4月15日毛泽东旗帜网）等文章中的基本思想。 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毛派中，还确实存在一个批判修正主义的“变法派”（即“变路线派”）。如提出“救党保国”的马门列夫同志，也包括秋石客等左派人士。至于“变法”（或“变路线” ），在当代中国能否成行成功，也许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在争论中，仍需独立出一个“变法派”的界定，并区分开变法派和改良派，暂不宜把非革命派都当作改良派，以争取毛派或左派的团结和更大发展，何况改良派中还有坚定的左翼民族主义者。至此，应当从发展上去看待一个人，因为任何人的思想认识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例如，笔者本人，在2007年下半年以前还是半认同和混合着修正主义思想的，只是到了2009年下半年以来，通过写作和发表《所有制的大误解和93年〈决定〉的大分野》，《新时期政治改革的历程、斗争和前景》，《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文章，才深入地认识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才首次确定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执政党性质的转换基本完成于2001年；通过写作和发表《文化意识形态变革的大反思——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东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变革的历史省思》，特别是通过对影响全局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九件大事的认识和总结，才明白了：早期社会主义发展中是否产生修正主义存在着“两可”，而修正主义一旦上台主政结果必然是“一可”（和平演变或失败）。同时，笔者还认为，经过2010和2011年泛左翼内部的大争论，当代中国毛派（马列毛派）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新阶段里，毛派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继续批判修正主义，也批判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同时，应当开始着手建立组织，争取革命派和变法派的团结，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教育和唤醒民众，掌握一定的先进群众，从而奠定实际基础；同时呼吁变法，支持改良，进一步扩大影响，并加强理论准备的锻造。 当代中国毛派（或马列毛派）的发展已经走上了一个新阶段。但正如前面所述，毛派内部在几个大的方面还存在一些分歧。首先，在认识和批判旧世界方面，虽然经过2010和2011年的大争论，大体明确了毛派认识和批判当代中国的战略方针（至于如何看待一般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左翼那只是在某种时候的一个策略问题），但在此方面还有个别重要缺失。如对当代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和形式、进而对国际共运中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形式问题的认识和讨论还不够深入，对二战后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包括当代中国）还没有给出象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那样于问题的深入和系统的分析，总体上看，还主要是在运用马列毛主义的已有成果。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新探索。笔者发表的《论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形态》一文或许是其中的一点尝试。其次，在认识和建立新世界（社会主义社会）方面，大都认可，公有制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主要标志，但在其他问题和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也比较明显。例如，对早期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文革）及其为什么会变修失败的认识上，有的过于夸大早期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模式）的不足，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看问题；有的则看不到早期社会主义的初创性和需要转型（转体制）的必然性。在早期社会主义为何会变修失败问题上，因《苏东剧变的两个必然性》（见2010年8月31日乌有之乡网）一文的发表而把问题的探讨引向了深入，并出现了探讨问题的一些新视角，但结论还没有完全统一。又如，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否认可市场经济或有限市场经济的存在方面，有些人部分认可，包括黎阳、老骥伏枥和刘金华等，刘金华同志的《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一文（见2011年四五月乌有之乡网）对此还有深入的分析；而大多数毛派人士则不认可社会主义阶段市场经济或有限市场经济的存在，陈文通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误解》一文（见2011年10月24日乌有之乡网）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阶段市场经济或有限市场经济的存在，该文认为，（经济领域）商品（市场）关系普遍化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必然存在的是雇佣劳动。在此，笔者的观点是坚持发展的态度，并在已发表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继续革命》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型有限的市场经济或市场计划经济的一个新框架。再如，社会主义阶段是否要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民主和宪政的某些形式机制（包括分权制约）等方面，有些毛派同志认可， 由此可见，从毛派内部存在的分歧，包括迎接左派外部的挑战上看，当代中国毛派的理论准备还比较欠缺。因为实践和时代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显露出了一些新问题。为此，当代中国毛派的理论准备还需要更深入的锻造。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毛派理论准备的锻造，就是沿着两个基本路径，采取两种基本形式。两个基本路径：一是全面正确地认识马（恩）列（斯）毛主义，继承、贯通和结合实际运用好马列毛主义；二是深入地分析和总结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的世界形势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及其转型转向的原因与经验，结合实践和时代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发展马列毛主义。不继承马列毛主义，就会走上歧途；不发展马列毛主义，就不能切实解决现实问题。而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对左派外部和现实进行斗争提高；二是在毛派（左派）内部开展商讨辩论和总结。对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毛派应以更大的视野，要涉及到国际，涉及到资本主义的创造，特别是要借鉴其所谓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理论，并且还要站得更高（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上），去从根本上消除和统一分歧，迎接挑战。由此，当代中国毛派应当重新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或社会学和史学等学科理论，以区别于修正主义的那一套理论，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准备发展到一个相对完善的阶段。虽然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但理论又可以高于实践。下面，将简要地介绍一下笔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主要是其本体论和历史观）方面的求索（参见笔者发表的《中国哲学发展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创建》一文），希望能从根本上去消除一些分歧，统一认识作点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面临着种种责难。可以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至今所见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解释中都缺少了人道问题的纳入，核心是没有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及社会存在的科学界定作为其本体论中最关键的论断，进而紧扣和明确两类物—自然物及其生成的人类物（人类社会）运动上的关联和异同。为此，笔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由两个分部构成：一是天道自然，二是人道有为。在人道部分又分列：一、人的生生，二、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和意识，三、人的存在形式：个体和共同体，四、人的存在需要，五、人的性命和价值等部分。其中内含：实践是人的根本或现实存在方式，社会是人类共同体实践活动的领域，社会存在本源上是指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产实践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也包括因分工而形成的其他人类实践，进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最后在归总部分得出：世界是物质（包括自然物及其生成的人类物）的，物质（自然物和人类物或人类社会）的运动（实践）是客观性的有规律的，从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人类物）本体论的必然和能动的二重性，以解除在此问题上的种种责难。如它可以有力地批评所谓“超越唯物主义”的责难。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则是以其本体论中关于社会的界定、社会存在的界定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前提和基础，依据马克思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论断，即立足于实践特证（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首先界定了社会客体（即人活动的对象性事物，包括社会存在，也包括意识的物化外化），进而建立起“社会客体（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制约和社会主体（阶级—阶层—个人群众）的能动实现共同作用”的新的社会整体运动观；同时，根据马克思揭示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而不仅仅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又不是单一直接的决定关系，又建构了“社会二重性理论”，即“社会类形态—社会质形态”二重性统一的新的社会形态史观。其中，社会类形态是由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发展的类特性所决定的，社会质形态是由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发展的异质性所决定的；社会质形态发展（如主流的“五形态”）不得脱离一定的社会类形态发展（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类形态发展（如“三形态”）又必然是通过社会质形态发展而实现的（因为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并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点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社会客体—社会主体”，“社会类形态—社会质形态”等新范式的唯物史观，完全可以应对各种挑战。例如，那种以“现代化史观”或“世界史观”代替唯物史观的观点，只是看到了抽象的社会类形态发展方面，而不明白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是社会类形态发展和社会质形态发展的二重性统一，并且是在一定的社会质形态发展中实现的。否定唯物史观中的决定论或者把唯物史观中的决定论当作机械的决定论，看不到唯物史观中的决定论是决定性和能动性的统一，实际上就不是真懂或全懂唯物史观。同时，根据新的唯物史观（“社会二重性理论”），当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带有旧社会特证”，“社会主义必须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时，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要借鉴的是资本主义创造的社会类形态发展方面的积极成果，包括其市场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民主宪政方面的某些有益的形式或机制，并且它还必须经过社会主义质形态发展的改造，内含的只能是社会主义质形态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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