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告诉我们，反映贫富差距状况的常用指标为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0.4应为一条预警线，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社会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况。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由于相当数额的灰色收入没有被计入在内，再加上目前公布的统计数据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中国实际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高于0.5。
因此，中国政府高度关注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规定，要实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更是在各级政府的施政纲领中一再被提及。 学者分析，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在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在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收入尤其是中低级劳动者收入增长过于缓慢，居民收入与政府、企业收入相比增长缓慢，垄断收益与资源收益被极不公平地分配。 在再分配领域，部分财税政策导致了财富的逆分配，本来应该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反而导致了差距的扩大；社保制度不完善，农民工等最需要社保的低收入者往往没有覆盖在内，社保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再次发挥逆调节作用。 对于基尼系数，中国百姓很陌生。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过基尼系数，学者和媒体引用的基尼系数全是来自国外或境外的机构。而且，由于统计口径和计算方法的不同，所得的基尼系数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基尼系数达到0.4时就意味着“财富已过度集中，社会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况”，这种观点已经被中国百姓普遍接受。而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高于0.5，即使数据有点出入，它所传达的危险信息还是被普遍接受的。 我们注意到学者的论述中使用了“逆分配”和“逆调节”的概念。当今中国谁有资格、谁有权力进行“调节”？当然是政府。可是“部分财税政策导致了财富的逆分配”、“ 社保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再次发挥逆调节作用”。如果要“问责”，当然只能问政府。 有学者指出，明年是政府换届之年，很难预计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个复杂的难题上有多大的推进，但可以肯定的是，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来解决收入分配这个问题，否则拖得越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伤害就越大。 因此再次想到了“问责”。当“中国实际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高于0.5”，当“部分财税政策导致了财富的逆分配”、“ 社保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再次发挥逆调节作用”时，我们自然而然要提到惩前毖后的问题。由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的作用，“惩前”可能不好落实，但至少，百姓有权力要求“毖后”。明年是政府换届之年，换届的时候总要给我们一个“毖后”的承诺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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