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雷平与革命 君主制不能不镇压革命，而半亚洲式的、农奴制的、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君主制又不能不用最龌龊、最可恶、最下流、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因此，每个社会党人，每个民主主义者反对大暴行的唯一适当的、唯一合理的手段，就不是满口仁义道德地进行谴责，而是从各方面忘我地促进革命，组织革命来推翻这个君主制。(p.327) 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 我不能不承认，这样提问题，即仅仅拿一些人的不道德和另一些人的道德高尚来解释政治现象，总使我联想到那些金玉其外的人，一见到他们就不由得产生一种想法：“大概这是骗子。”(p.341) 派别就是党内的组织，它不是由工作地点、语言或其他客观条件联合起来的，而是由反映了对党内问题的观点的特殊纲领联合起来的。(p.342) 任何派别都确信，它的纲领和政策就是消灭派别的最好途径，因为谁也不认为派别的存在是一种理想。所不同的只是，拥有鲜明、彻底、完整的纲领的派别公开维护自己的纲领，而那些无原则的派别，则用自己道德高尚、自己不搞非派别活动这类廉价的吆喝来掩饰自己。(p.342-343) 调和派的基础即想在联合一切派别，包括反社会民主党的、非无产阶级的派别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的努力是错的；调和派的无原则的、什么也 办不成的空洞的“统一”计划是错的；反对“派别”（事实上是在成立新派别）的话也是错的，——这些话无助于解散反党派别，却削弱了在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中占９/１０比重的布尔什维克派。(p.347) 所谓思潮，只是指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总和，这些政治思想无论在革命（因为我们离革命很近，而且我们在各方面都是以革命为转移的）还是反革命的一切最重要问题上都是观点明确的，此外，这些政治思想由于在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中得到传播而证明自己有权作为一种思潮而存在。(p.348-349) 把思潮同小集团混为一谈，就是注定要在党的政策上搞阴谋活动。这是因为无原则的小集团的出现、它们昙花一现般的存在、它们拼命发表“自己的意见”、它们象独立的国家一样互相“往来”，这就是国外阴谋活动的基础；要排除这种阴谋活动，除了坚持严格的、坚定的、经工人运动长期历史经验检验过的原则性以外，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办法。(p.349) 当人们不能从原则上来为自己同某个小集团的接近辩护时，他们就只能采用这样的政策：散布小小的谎言、献小小的殷勤、点头示意、挤眉弄眼，就是说，上述活动加起来构成阴谋活动这一概念。(p.349) 试问，宣布同那些对于基本问题....作公然相反的回答的小集团接近的政策，是否有哪怕一点儿的原则性和诚实态度呢？显然没有，显然在我们面前有一条思想上的鸿沟，如果企图用言语和外交手腕架起一座横跨鸿沟的桥梁，那么不管伊万·伊万内奇或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抱有多么善良的意向，这种企图必然使他们注定要搞阴谋活动。(p.350) 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 现在只有一支忠实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先锋队。只有个别的人，只有一些规模不大的小组。因此，主动地建立支部（这个词很好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规模不大的、很灵活的团体、小组和组织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应当成为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哪怕两三个人，只要能够“挂上钩”，就应该建立某种联系，开始经常的哪怕是最平凡的工作。(p.355-356) 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能够在事态发生任何转折时始终坚持自己路线的有机体。(p.357) 如果不对那些“积极的”、轰动一时的或“时髦的”思想政治流派作出估计，纲领和策略就会变成死的“条文”，就不可能根据对问题本质的了解、对问题的“来龙去脉”的了解去贯彻和运用这些“条文”以解决成千上万细致而具体的、非常具体的实践问题。(p.357) 离开民主派向后倒退，远离群众运功，远离革命，这就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派别的主导思想。离开民主派向后倒退，远离群众运功，远离革命，这就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派别的主导思想。远离秘密的党，放弃无产阶级领导解放斗争的任务，放弃捍卫革命的任务，这就是混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中....的“路标派”的主导思想。(p.357-358) 君主制同诸如普选权这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并存的历史条件过去出现过，现在也可能出现。君主制根本不是形式单一和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非常灵活的和能够适应各阶级的统治关系的制度。然而根据这些无可争辩的抽象理由就对2０世纪的具体的俄国君主制作出结论，那就意味着对历史批判的要求的嘲弄和对民主事业的背叛。(p.358-359) 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 一切自由派都认为工人竭力“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某种步骤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但是自由派有一个条件：就是工人不得促使无产者采取自由派所不喜欢的“步骤”。严重腐蚀了英国工人的英国自由派的全部政策，就是让工人去“促使有产阶级”，而不让工人夺取全民运动中的领导权。(p.367) 总 结 判断政党，决不能根据它们的名称、声明和纲领，而要根据它们的行动。(p.371) 旧的和新的 很清楚，俄国年轻的一代也愈来愈清楚，任何谴责、任何决议都无济于事。在这一点上，问题关系到整个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历史的真理穿过骗人的幻想烟幕（好象可以旧皮囊里装新酒）正在得到证明。 饥饿....出卖牲畜，出卖少女，乞丐成群，伤寒流行，死于饥饿。一个记者写道：“居民只有一个特权，无声无息地死去。”(p.377) 不划清界限，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p.380) 海德门谈马克思 分歧就在海德门当时（如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写给左尔格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的）是个“温情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是个“半资产者，半无产者”。(p.393) 自由派工党的宣言 他忘记了一个“细节”（正是这个“细节”把马克思主义者同自由派区别开了），那就是：他忘记了政治上层建筑适应经济转变的过程的复杂性和飞跃性。(p.400) 庸俗的民主派会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有没有发生风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划分各阶级政治界限的路线，这条路线不管有没有风暴发生都是一个样的。(p.404） 糟糕的是，他避而不谈实际生活中的这些改变，只能向我们提出善良无比的教授式的三段论法：要向“文明的资本主义”过渡，必须以建立公开的工人政治组织“为前提”。在纸上写下这种话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俄国的政治制度决不会因此而变成“文明的”制度。(p.406)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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