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 社会民主党决不能采取支持立法改革的立场，因为那样就等于支持代表政府的十月党。在目前的政治基础上，在目前的力量对比情况下，“改革”的道路并不意味着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扩大自由，而是意味着对群众的不自由和受奴役处境作出官僚式的详细规定。(p.158) 难道他们不正是利用他们的“改革”来勒紧劳动群众脖子上的绞索，一勒就是许多年吗？(p.159) 俄国资产阶级的整个性质使得他们要用一些改革来掩盖其反革命行径。(p.161) 沃伊诺夫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 我们要加紧在工会中进行工作，要在所有的活动领域内进行工作，以便向无产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建立阶级组织的“堡垒”。这样，其余的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了。(P.183-184) 社会民主党在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应该把实际斗争的这个经济基础同它在各阶级代表的纲领、声明、要求和理 论中的思想政治反映作一对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也只应该采取这样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同，后者总是从“抽象的”正义，从“劳动原则”理论等等出发，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官僚也不同，后者在任何一次变革中总是大谈改良实际可行，大谈“国家”观点，以此来掩饰其对剥削者的利益的维护。(P.185-186) 为数甚少的富裕农民逐渐变成农民资产阶级，他们租赁土地，用以进行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剥削数以十万计的雇工和日工。(P.191-192) 一切民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受到小业主的狭窄眼界的局限，看不到农民在挣脱农奴制枷锁以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把小资产阶级农业的“劳动原则”以及“平均制”这两个消灭农奴制大地产的口号，变成一种绝对的、独立自在的、意味着某种特殊的非资产阶级制度的东西。(P.203)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批评民粹派的理论时，忽略了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从历史角度看来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他们批判了“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种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批判得对，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这种理论反映着先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忘记了这种理论是同农奴制旧帝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平等思想在反对旧的专制制度、尤其是反对旧的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的、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平均”地产的思想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这种思想确实反映了农民的这种愿望，并且推动人们去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又错误地用一些含混暧昧的、冒牌社会主义的空泛词句把这一点掩盖起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口号的社会主义字句的虚伪性时，要是看不到这些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口号在反对农奴制斗争中的历史上的进步意义，那他就是一个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民粹派看作“社会化”的变革，其实际内容是最彻底地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最坚决地铲除农奴制度。我上面所列的那张表格正是表明了在消灭农奴制方面的最高限度和由此所能达到的“平均制”的最高限度。民粹派以为“平均制”能消除资产阶级性，其实它恰恰反映了最激进的资产阶级的要求。除此以外，“平均制”的其他一切东西都不过是小资产者思想上的幻影、空想而已。(P.203-204)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并非如机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决定于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一任务，而是决定于支持斗争中的农民这一任务。(P.209) 农民只有一种十分迫切的、可以说是饱经苦难、长期受压迫而悟出来的要求，要求革新、加强、巩固和扩大小农业，使它居于统治地位，如此而已。农民所想象的只是把地主大地产转到他们自己手中；农民用所谓土地归人民所有的词句来表达全体农民群众在这场斗争中态度一致这一模糊思想。农民按业主的本能行事，但是遇到了以下的障碍：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形式在目前层出不穷，只要这种花样繁多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还完全保存下去，农民就无法完全根据“业主的”要求来耕种土地。在经济上必须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对于所谓“消化了”地主大地产的革新了的小经济来说，将来究竟需要哪些土地占有形式，这一点农民并没有想到过。(P.259-260) 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实行土地国有化，无非就是把地租交给国家。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租呢？这决不是从土地上得到的任何收益。这是除去资本的平均利润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P.261) 废除土地私有制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尽量铲除一切阻挠资本自由地投入农业、阻挠资本自由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生产部门的障碍。让资本主义获得自由、广阔和迅速的发展，让阶级斗争有充分的自由，不让任何把农业变得同“血汗制”工业相似的多余的中介人插手——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土地国有化。(P.280-281) 当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在广泛的、占优势的范围内同土地占有制联系起来的时候，当它已经“自己弄到土地了”，“定居在土地上”，使土地占有制完全服从于它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争取国有化的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运动了。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阶级会自己起来反对自己。(P.285) “激进的资产者”在资本主义十分发达的时代是不可能有勇气的。在这样的时代，这种资产者必然大都已经成为反革命。(P.286) 如果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就不可能获胜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接下去转向分配土地不可能不引起某种“复辟”，不可能不使农民（确切些说，从未来的关系来看，就是农场主）转向反革命方面，这就更是确定无疑的了。无产阶级将坚持反对所有这类要求的革命传统，而不是支持这种要求。(P.289) 国有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巨大的意义，既有巨大的物质意义，又有巨大的精神意义。物质意义就在于无论什么办法都不能象国有化那样彻底地扫除俄国的中世纪残余，那样彻底地革新在亚洲式制度中几乎腐烂了的农村，那样迅速地推动农艺上的进步。用任何其他办法解决革命中的土地问题，都不能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提供那样有利的起点。 革命时代的国有化的精神意义，就在于无产阶级帮助打击“一种私有制形式”，这种打击必然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无产阶级主张实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变革，主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就能最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不会不表现出来的犹豫动摇、萎靡不振、意志薄弱、消极被动等种种特性。(P.289) 什么是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P.291) 法律就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P.292) 革命愈深入，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刨得愈深，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P.292) 在经济方面，国有化在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条件下是最彻底的手段，因为它能摧毁整个中世纪土地占有制。(P.293) 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的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性。(P.297) 只有同农民的地方分散性作斗争，只有宣传、训练和组织全国性的即全俄的集中的运动，才能算真正致力于“农民土地革命”，而不至于助长农民那种乡巴佬的偏狭落后和地方上的闭塞愚昧。(P.298) 问题并不在于用一纸决定来捍卫地方区域自治，使它们不受中央政权的侵犯，这样的事情不但靠一纸空文办不到，就是靠大炮也办不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在走向集中化，要把大权集中在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手中，“区域”在任何时候都是无力与之对抗的。(P.303-304)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要是不用巨额的款项来保证本阶级的统治，把剩下的零头用作文化费用，那它就不能进行统治。 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资产阶级真正用于文化目的的只能是小小的零头，因为巨额的款项它需要用来保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它既然是资产阶级，它就只能把小小的零头用于文化事业。(P.306) 我们说“抉择”很困难，那当然不是指主观的抉择（哪个更合心意），而是指解决历史问题的各种社会力量彼此斗争的客观结局。(P.308) 忘记土地改革规模同政治改革规模之间不能不相适应，忘记经济变革必须以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为前提，那是很可笑的。(P.309） 由于商品生产不会使农民联合起来，集中起来，而是使他们分化和涣散，资产阶级国家里的农民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一情况使全世界的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更加要起来反对这样的革命了。（p.310-311）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决不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或那种结局联结在一起。这两种结局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受压迫，无论在保存土地私有制的地主君主国或者在尽管实现了土地国有化的农场主共和国都是如此。因此，只有绝对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够“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任何情况下”①捍卫社会主义的事业.(p.311-312)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２卷第２４１页。 我们还应该说明农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说明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这一革命上面是毫无根据的。(p.312) 在整个社会经济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任何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并非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农民革命。(p.415) 西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英国费边派分子之流，所以要把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奉为一个特殊“流派”，正是因为他们幻想社会和平，幻想阶级调和，企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整个经济制度和整个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转移到地方自治这些细小问题上去。(p.323) 既然资产阶级自己花钱来满足“人民需要”，举办医疗和教育事业，那还会 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既然通过地方自治机关就可以逐渐地、一点地扩大“集体所有的财产”，就可以把可敬的尤·拉林凑巧说到的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这些行业实行“社会化”，那还要社会革命干什么呢？(p.324) 他们忘记了，只要资产阶级还在实行阶级统治，它就不会容许别人触动（哪 怕是从“地方公有”的方面）这一统治的真正的基础。(p.324) 结果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农业社会主义，而且是市侩气最足的社会主义，它以削弱在尖锐问题上的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方法就是把这些问题算作只涉及地方管理的细小问题。(p.325) 如果用一种幻想去诱骗人民，似乎在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以前在农业中发展“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可能的，那就是在进行最不可容忍的蛊惑宣传。(p.326) 小资产阶级，即使是最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包括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预见到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不会有阶级斗争，大家都安居乐业、太平无事。所以他们预先就“为自己营造安乐窝”，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计划，大谈各种不同的“土地份额”，大谈“调节”地产、巩固劳动原则和巩固小劳动经济等等。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就是要建立尽可能是社会和平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方法完全是为了扫除阶级斗争道路上的一切中世纪制度的障碍。(p.326)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感到兴趣的不是市侩的改良主义办法，不是苟且偷安的小业主们的未来的“安乐窝”，而是无产阶级同任何在资产阶级基础上苟且偷安的市侩心理作斗争的条件。(p.326) 地方公有化并不是扩大阶级斗争，激化阶级斗争，而是削弱阶级斗争。说它削弱，一是它认为在中央不彻底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可以民主化。二是它包含有“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离开了斗争的大道，只有在细小的、无足轻重的、地方性的问题上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问题上，甚至资产阶级也能够让步，也能够容忍，而不会丧失保持自己阶级统治的可能性。(p.326-327)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鄙弃小市民改良主义办法，因为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进行斗争的自由，而不是享受市侩幸福的自由。(p.327) 工人政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自然是竭力采取另一条路线。他们所注意的不是资产阶级变革的广泛的革命纲领，而是市侩的空想：在中央的非民主制的条件下保住地方的民主制；躲开大规模的“骚乱”，为细小的改良弄到一小块地方公有经济的地盘；用反犹太主义者的老办法，即用那种把全国性的大问题化为地方性的小问题的办法，来回避由土地引起的异常尖锐的冲突。(p.327) 各政党、各阶级的任何代表，作为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但是当他们在公开的舞台上向全国人民表明态度的时候，个别的错误必然会被同斗争有关的相应集团或阶级纠正的。阶级是不会犯错误的：总的说来，每个阶级都是根据斗争条件和社会演进条件来规定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政治任务的。(p.331) 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已经彻底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p.392) 否认绝对地租就等于根本否认土地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意义，结果必然会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国有化的观点。(p.393) 我们不应当鼓励“地方主义”，不管这种思想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阶层或享受特权的农民（哥萨克）中间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应当鼓励各民族彼此隔绝。....我们不应使自己的纲领去“适应”“地方的”民主制，不应臆造那种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不可能实现的荒谬的农村“地方公有社会主义”，不应用小市民社会主义的改良去迎合资产阶级革命，而应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真正条件，使他们了解到，要保证这种胜利不但需要有地方的民主制，而 且一定要有“中央的”民主制，即国家中央政权的民主制，——不只是一般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是最完全最高级形式的民主制，因为没有这样的民主制，俄国的农民土地革命就会成为空想的（就这个词的科学意义来说）革命。(p.394-395) 战争使各交战国遭到空前的灾祸，但同时它又大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化，以致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了。(p.396) 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就不能消除战争的灾祸。(p.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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