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 第19卷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公报 政党内的派别是由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其目的首先是从某个方面影响党，以便在党内尽可能一丝不差地贯彻自己的原则。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致。(p.4) 现在应该特别注意正在工业中心形成的工人团体，党的工作的总的领导应该转到（而且正在逐渐转到）这些工人团体手中。(p.9)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二次讲话和决议草案 无产阶级政党所追求的不是同当权派勾勾搭搭，讨价还价，不是徒劳地对农奴主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明确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并增强他们在各方面的组织性。党团活动的每个步骤都应该服从这个根本目的。(p.22-23) 党团不应该降低自己的反映我党最低纲领的口号和要求，而应当拟订并提出社会民主党自己的法案（以及对政府和其他党派的法案的修正案），以便向群众揭露社会改良主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吸引群众参加独立的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只有这种斗争才能使工人取得真正的成果或者把那些在当前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彻底的和骗人的‘改良’，变为前进的工人运动在通向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道路上的据点。(p.23)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中，许多人加入了我们的党，并不纯粹是由于拥护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纲领，而主要是因为看到我们党在为争取民主进行光辉而有力的斗争，他们接受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但是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p.33) 取消取消主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德语称为Ｍｉｔｌａｕｆｅｒ）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发生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于彻底推行机会主义。(p.44) 在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中，无论那一个比较大的派别，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不能避免或多或少要吸收一些各种色彩的“同路人”。....这种现象毫不反常，毫不可怕，只是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改造这些异己分子，制服他们，而不是被他们制服，善于及时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异己分子，而且认识到在某种条件下，必须同他们明确地和公开地划清界限。(p.45) 必须对在自由时期（甚至出现了一种“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对主要是被口号的坚决性、革命性和“引人注目”所吸引的人，对缺乏坚毅精神，只能在革命节日，不能在反革命得势时期坚持斗争的人，不断进行锤炼和教育。其中一部分人已经逐渐习惯了无产阶级的工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另一部分人只是死记了几个口号，却没有领会，他们一味重复陈词滥调，而不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运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旧原则。(p.46) 我们在革命时期学会了“讲法语”，就是说，学会尽量向运动提出一切能推动人们前进的口号，加强群众直接斗争的威力，扩大这一斗争的规模。现在，在出现停滞、反动和瓦解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讲德语”，就是说，学会缓慢地（在新的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非这样做不可）、不断地和顽强地行动，一步一步地前进，一点一点地争取胜利。(p.47-48) 被揭穿了的取消派 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或多或少并非纯粹的无产阶级分子，而是半无产阶级半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参加进来，问题在于哪一个派别受他们的影响比较少，摆脱他们的影响比较快，同他们作斗争比较有成效。(p.63) 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 战斗主义“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成了而且是不可避免地成了冒险主义。(p.76) 布尔什维主义认为，群众的直接斗争甚至会使军队（就是居民中最顽固、最不活跃、最少受到宣传的一部分人）投入运动，并且会战斗行动变成起义的实际开端，这是运动的高级形式，而没有群使众直接运动的议会活动则是运动的低级形式。(p.76) 当确实存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条件时，当这个反动派的机械力量确实在破坏杜马党团同群众的联系，妨碍进行相当广泛的工作，并且削弱党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时候，掌握议会的斗争武器就成了党的特殊任务.....因为，反动派的机械力量愈强大，党同群众的联系愈被削弱，培养群众意识的任务（而不是直接行动的任务）就愈需要提上日程，利用旧政权所创造的宣传鼓动的方法（而不是群众对这个旧政权本身的直接冲击）就愈需要提上日程。(p.77-78) 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断的错误何在呢？错误在于他们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解根本不对，因此他们就不善于估计各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特点，不善于看到这些特点在某个时期有时会使这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有 时会使另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p.79) “两次革命之间”是形容动荡不定的局势，是说旧政权已经深信不可能单靠旧的工具来维持统治而尝试在旧秩序的总的范围内使用新的工具。(p.81) 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或战斗主义混为一谈，就是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进行荒谬的歪曲并使之庸俗化。(p.83) 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需要复活宗教，唤起对宗教的需求，制造宗教，向人民灌输宗教或用新的方法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因此宣扬造神说就具有了社会性和政治性。(p.89) 对于思想政治派别应当说：虚伪是一种烟幕，那些由成分复杂、偶然凑合在一起、不敢直言不讳的分子组成的内部性质不纯的集团，总是施放这种烟幕。(p.95) 波特列索夫也好，马克西莫夫也好，都代表社会民主党内两个彼此对立而又相互补充并且同样具有局限性的小资产阶级倾向。(p.106) 无产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从小资产阶级中征集人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只是这种联系在程度、界限和色彩上存在着千差万别。当工人政党发展得特别迅速的时候（如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我国的情形），大批满脑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进入工人政党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旧社会给无产阶级留下的所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得到再锻炼、再教育和再改造。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无产阶级去再改造这种出身的人，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影响他们，而不是让他们来影响无产阶级。很多“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在狂热的、节日般的日子里、在革命口号引人注目的日子里、在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连纯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子里第一次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的工作精神，他们将永远是社会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些人，除了熟背一些词句，死记几个“引人注目的”口号，对“抵制主义”、“战斗主义”等等发表几句议论而外，则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本事从无产阶级政党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如果这样的人企图把自己的“理论”、自己的世界观，即自己的狭隘观点强加于工人政党，那么，同他们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p.106-107) 他们不是重复背得烂熟的词句，而是细心观察新的历史情况，反复思考为什么现实生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们工作靠的是头脑，而不是舌头，他们进行了严肃认真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的工作，他们很快就理解，“召回主义”是极其愚蠢和极其贫乏的。另外一些人则抓住片言只语，用一些自己不懂的话来编制“自己的路线”，空喊什么“抵制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并用这种空喊来代替当前历史条件所规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作，他们还从布尔什维克中搜罗形形色色思想不成熟的人来建立新的派别。(p.107) 我们现在要向右的取消派和左的取消派宣战，同他们作最坚决最无情的斗争，因为他们正在用理论上的修正主义，用政策上和策略上的市侩方法腐蚀工人政党。(p.107) 再论党性和非党性 对那些不愿意捍卫资产阶级政党的人来说，明确的政治觉悟和明确的阶级组合则是高于一切的。这当然并不排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不同政党的暂时合作，但是，任何非党性表现，任何削弱或模糊党性的做法，都是绝对不允许的。(p.108-109) 正因为我们维护党性是有原则的，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为了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各种影响，是为了最最明确地进行阶级组合，——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并密切注意使党性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要见诸行动。(p.109) 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 布尔什维克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中的策略基础是这样一个原理：只有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次革命才算是获得完全的胜利。怎样从经济上来论证这个观点呢？我们一向（起初是在１９０５年的《两种策略》中，后来又在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７年间的报纸和文集的许多文章中）都是这样来论证的：俄国的资产阶级发展是已经完全决定了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谓“普鲁士的”形式（保存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培植殷实农民，即资产阶级农民，等等），另一种形式是所谓“美国的”形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通过当前历史局势的急剧转变来培植农场主，即自由的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应当为实现第二条道路而斗争，因为这条道路可以保证最自由和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俄国的生产力，而这样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实行革命联盟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胜利。(p.133-134) 自由派之所以为自由派，就是因为他们心目中除了对资产阶级作出“让步”的土地占有者所指引的这条道路之外，就没有资产阶级发展的另外的道路了。民主派之所以为民主派，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并且为实现这条道路而斗争，这条道路就是“人民”即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指引的道路；但是，他们看不到即使这条道路也带有资产阶级性。(p.136) 取消派的手法和布尔什维克的护党任务 目前我们党所经历的危机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动摇性引起的.(p.142) 资产阶级报界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 高尔基同志通过自己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联系.(p.153) 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 社会民主党人向第三届杜马提交的法案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就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进行宣传和鼓动。对第三届杜马实行的“改革”抱任何希望，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有可能完全歪曲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的性质，使它变成机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改良派的策略。(p.158) 不言而喻，要把经济改革同政治联系起来，并不是要把彻底民主制的一切要求全部写进法案，而是要根据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提出民主主义的和纯粹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设施；同时必须在法案的说明书中强调指出，如果没有根本的政治改革，这些设施就不可能实现.(p.159) 拟订法案时必须考虑到，一份法案和一份法案说明书一旦到了群众手里（通过非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转载，或印发载有法案条文的传单或用其他方法），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说，使普通工人、不开展的工人能够读完，使他们的阶级觉悟得到提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整个法案必须贯穿无产阶级对企业主、对国家这个为企业主服务的机关不信任的精神；换句话说，阶级斗争的精神必须渗透全部法案，必须体现在各项具体的决定中.(p.159-160) 论《路 标》 我们在《路标》中读到：“利己主义，自我肯定，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才使西方资产阶级成为实现上帝的人间事业的强大而不自觉的工具。”（第９５页）这不是别的，而是“Ｅｎｒｉｃｈｉｓｓｅｚ－ｖｏｕｓ！（发财吧！）”这句名言或者我们俄国的“我们指靠有钱的强者”这种口号的转述，不过抹上圣像前的灯油以作点缀罢了。资产阶级在帮助人民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时，就宣布这个斗争是上帝的事业。在它被人民吓倒而掉过头来支持一切中世纪制度对付人民时，它就把“利己主义”、发财致富、沙文主义的对外政策等等宣布为上帝的事业。(p.174) 彻底、清楚、公开地划清民主派和叛徒之间的界限，对于争取民主事业的胜利是最有益、最必要的事情。(p.174) 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总是在指靠群众（群众能帮他们火中取栗）和指靠十月党资产阶级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p.181) 如果现政权真的不可能允许群众同民主派交往（真情无疑就是这样），那么从这里就应当得出结论：必须实行革命的策略，而不是搞“立宪”斗争；必须领导人民去推翻这个政权，而不是去对它进行改良。(p.182) 这正是目前的时局与昨天的和明天的时局的区别之所在。这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特殊策略的基础；这种策略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运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些或那些口号。(p.182) 为什么而斗争？ 必须善于贯彻我们的策略路线，必须善于建设我们的组织，既要估计到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又不缩小、不削弱斗争任务，不贬低那些即使乍看起来是极平凡、极不显眼、极其琐碎的工作的思想政治内容。(p.214) 只有自由派才幻想没有新的革命就可以有公开的工人运动（他们不仅抱有这种幻想，而且向人民鼓吹骗人的教义）。只有自由派才用这种次要目的来限制自己的任务，他们象西欧的自由派一样，指望无产阶级去适应“经过改良的”、经过清理的、“经过改善的”资产阶级社会。(p.215) 任何一种名副其实的改革，任何对无产阶级的活动范围、组织基础和运动自由的扩大，都会十倍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并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规模。但是，正是为了真正扩大运动的范围，正是为了达到局部的改善，就应该向无产阶级群众提出不加删削、不加缩小的斗争口号。局部的改善只能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物（这是历史上常有的情形）.(p.215) 在进行公开行动、公开活动、扩大运动基础、吸引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阶层参加这一运动、利用资本家阵地的一切弱点来向这个阵地进攻以及争取改善生活的时候，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最小的机会；同时要将革命斗争精神贯彻到这一切活动中去，(p.215) 对芬兰的进攻 只有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各族人民的生活发生巩固持久的变化，才能根本摧毁中世纪制度的统治和半亚细亚式的资本主义。(p.217) 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变本加厉，是同国际资本竞争的加剧和尖锐化相辅相成的。(p.218) 自由主义空话过去一直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这些空话只能装饰资产阶级狭隘的自私和粗野的暴力；它们只是用虚幻的花朵来装饰人民的锁链；它们只是麻醉人民的意识，使他们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敌人。(p.219-220) 党的统一的障碍之一 要看到真理，就不怕正视真理。(p.234) 政论家札记 利用反革命的讲坛来为革命作准备的这一特殊策略，是由整个历史环境的特点产生出来的必要策略。(p.339-340) 要作好第二次革命的准备，恰恰需要掌握这个过渡的特点，善于使自己的策略和组织适应这个艰难的、困苦的、黑暗的、但却是“运动”进程强加于我们的过渡。利用杜马讲坛，同利用其他一切合法机会一样，不能算什么高级斗争手段，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可言。然而过渡时期之所以为过渡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特殊任务是准备和积聚力量，而不是由这些力量去采取直接的决定性的行动。要善于进行这种表面上看来并不显眼的活动，要善于利用黑帮－十月党人杜马时代所特有的一切半合法的机关来进行这种活动，要善于在这个基础上也能坚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一切传统，坚持社会民主党不久前在英勇的斗争中提出的一切口号，坚持它的工作的全部精神，坚持它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所采取的决不调和的态度，——这就是党的任务，这就是当前的任务。(p.243-244) 我们现在只知道一种无产阶级的科学，那就是马克思主义。(p.244) 高尔基无疑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作出更多贡献。....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领域的权威，这是无可争辩的。企图“利用”（当然是指在思想方面）这个权威来为马赫主义和召回 主义撑腰，这正好是一个说明不应当怎样对待权威的例子。 在无产阶级艺术方面，马·高尔基是一个巨大的积极因素，尽管他是同情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的。(p.246) 一种统一观把“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的“调和”放在首位。他们对党的工作、对党的工作的路线的观点一致是次要的事情。意见分歧应当竭力避而不谈，不应当弄清分歧的根源、分歧的意义和分歧的客观条件。把这些个人和集团“调和起来”，这才是主要的事情。如果他们在执行共同路线方面意见不一致，那就应当把这条共同路线解释得能为大家所接受。你活，也让别人活。这就是庸俗的“调和主义”，它必然会导致玩弄小组外交手腕。这种“调和主义”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堵住”意见分歧的根源，避而不谈这些根源，竭力“调解”“冲突”，使对立的派别保持中立。很明显，在秘密的党利用国外基地开展活动的情况下，这种小组外交手腕就是向那些尝试搞各种各样的“调和”和“中立”来充当“公平的经纪人”的“个人、集团和机关”大开方便之门。(p.251) 并不一定要统一“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而是不管现有的个人是否愿意，都要让他们服从统一，淘汰“现有的”人当中那些不认识和不想认识客观发展要求的人，而提拔和吸收一些不属于“现有”之列的新人，使旧的派别、思潮、集团的内部发生变化，重新进行调整和改组。这种见解认为，统一同它的思想基础不能分开，只有在思想接近的基础上统一才能建立起来，统一也是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些偏向的出现、发展、增大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是这些或那些争论，这种或那种笔仗的偶然联系，而是象因果联系那样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p.253-254) 这是所谓的调和派的一种叹息：唉，但愿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少作些斗争！ 这种“叹息”的政治意义等于零，甚至比零更糟。....实际上他们是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帮凶，实际上他们不是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是助长偏离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倾向，助长祸害，暂时把祸害隐瞒起来，使祸害更难根治。(p.257-258)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批评家”以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批评家的一个特点：畏首畏尾，没有原则，把“新”路线隐藏起来，把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坚定代表人物掩护起来。(p.263) 付诸实施的是法律，而不是法律的动机，不是立法者的意图，这是早已人所共知的。(p.268) 在知识界中，尤其是在“习惯于”某种合法活动的知识界中，正滋长着一种完全不相信秘密党，完全不愿意花力气去做现阶段特别困难的和特别不见成效的工作的思想。“患难识朋友”，目前工人阶级正处在新老反革命势力一起发动进攻的困难时期，它必然会看到，它在知识界的许许多多“一时的朋友”，共度节日的朋友，只是革命时期的朋友纷纷离去，这些朋友在革命时期是革命者，但在低落时期就随波逐流，反革命刚一得手，他们就宣布“为合法性而斗争”。(p.287-288) 竭尽全力系统地、不断地、全面地和坚持不懈地利用所有一切合法机会，以便集聚无产阶级的力量，帮助无产阶级集合起来，团结起来，在斗争中学习本领，放开手脚干，——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恢复秘密的支部，秘密的纯粹的党组织，而且主要首先恢复纯粹的无产阶级组织，学会使它们适应新的条件，因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够指导合法组织的一切工作，才能够把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精神贯串到这些工作中去，才能够同叛徒和独立派－合法派作不调和的斗争，才能迎来这样的时刻，那时，我们的党，我们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保持了１９０５年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的一切传统，巩固和扩大了党的无产阶级队伍，因而能够率领这支队伍投入新的战斗，去夺取新的胜利。(p.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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