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和决定
下面需要提出的是在每一个阶段如何实现民主、充分的辩论和讨论、维护所有成员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集中制、采取统一行动的需要等问题之间的平衡。这不可能先验性地决定——当然整体原则在任何时间和各种具体情况下都得以适用。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 组织,甚至是在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中,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因素。它是由政策而推导出来的。它是政治、观点和纲领,以及相应的具体情况,从而决定每个阶段应该适用何种组织形式。但并不是如拉尔斯认为的,民主集中制仅适用于某些情况下,而不是另外一些情况中。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民主集中制是指民主与集中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如何强调民主和集中取决于具体情况。
在地下活动的情况下,集中制的方法往往支配了民主讨论、民主权利和民主原则的充分表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完全的集中而只有极少的民主。相反,在从事反对残酷的沙皇政权和它的警察的斗争时,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俄罗斯革命者就纲领和政策等问题互相间坚持进行辩论与斗争。这是为准备革命而磨砺政治和理论武器的必要手段。无论是在地下活动期间还是在内战期间,当时都有定期会议。
这一期间有着充分讨论和辩论的自由。但是,对布尔什维克而言,特别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而言,这并不意味着的革命党应该成为一个辩论俱乐部。对那些认为这一方法在本质上“不健康”的人而言,托洛茨基曾有一句忠告。面对20世纪30年代他在法国的追随者内部的混乱,他说:“一个组织虽然内部规模较小,但有一致而明确的政策,它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而如果一个组织被内乱所困扰那么其活该走向腐烂堕落”。对于今天一些英国和国际上的组织来说,托洛茨基的话是恰如其分的。
拉尔斯试图描绘一个更为温和的列宁,更为‘开放的’和‘民主的’,而不是那么‘集中制的’,不像通常资产阶级和许多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个“独裁者”。这个“新”列宁几乎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据说他支持在一个革命党内进行公开、开放,乃至不受限制的讨论。对列宁的这种新描述扭曲了他的真实观点。
确实很多时候,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最开放的讨论,甚至在公开论坛上和在困难时期中,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允许这种讨论扩散到党外。布哈林和所谓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谈争论(1918年十月革命后苏俄与德国谈判停战)的时候竭力宣扬他的“革命战争”论, 他们甚至拥有一份日报极力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
法国和意大利的群众性共产党曾经在他们的日报上争论反对统一战线的思想。但两年后,他们被迫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
但同时,这里仍然还有很多其他(相反)的例子,其中包括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最初支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内部的少数派对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进行公开讨论。然而,当与他政治路线相同的美国同志指出,这些少数派受到党外小资产阶级环境和所谓“民主”的舆论压力的影响而放弃对苏联的支持时,托洛茨基放弃了支持他们进行辩论的初衷。而这并没有阻止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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