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动机与效果 上面说了，文革发动者的动机总体上是符合客观情势的历史要求的，应该予以正面肯定。但是从效果来说，也的确发生了过多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负面现象和结果，而且最终结果是让革命的整肃对象翻案复辟，否定和抛弃了文革前和文革期间主导路线中除了一些过左做法以外的、大致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虽然上面也说了，这些现象和结果大多是由于文革的整肃对象出于反抗而造成的，不应记在发动者的账上。但是，作为具有特殊权威的最高领导，做出决断和发动的方式、采取的步骤，又是超越政权运作之法制常规、几乎类似于一场针对既存体制的非武装起义。那么对于一场失败的“起义”及其所造成的损失（人员的伤亡、人们受到连累的痛苦、经济的损失），作为发动者的毛与其支持者是否负有历史责任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假说（不包括走资势力的否定性评价）： 1. 虽然发动文革的动机是正确的，但已经是马后炮了，因为执政党内走资势力能够发展壮大到如此庞大、顽固、猖狂的地步，乃是如上所说人民民主政治机制没有得到落实、也就是没有建立真实有效的、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官员的日常监督机制和检验、鉴别、选罢机制的结果（实际存在的是由在任官员主导的、形式主义的橡皮图章选举制度），因而各级官员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自下而上的普遍制约，从而导致执政党政治思想上的腐化变质发展到相当广泛、深入的地步，以致严重腐蚀到最高核心。文革的失败及其后各级官员在政治思想上、经济上、生活作风上惊人的、迅速的普遍腐败就是证明。毛虽然看到了走资派就在身边的事实，但可能没有看到党内政治思想变质的广泛性、或者对变质的广泛程度实际上心中无数，也因此对走资派可能反抗的力度和极端方式预计不足，或者也可能看到了和预计到了斗争的残酷性，但认为发动一次全民性的文革“起义”比之不发动要更有利于日后人民的反修、反复辟斗争，因此他甚至在思想上已经做好准备，即使被后来人唾骂、致使他的形象跌得粉碎（真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也要作一次破釜沉舟式的“演习”尝试。 2. 毛可能最终看到了这是人民民主政治机制没有得到落实的后果，但已经来不及彻底解决此问题，但发动全民斗一下，总比不斗一下就放弃、听之任之，对于日后人民的反修、反复辟斗争较有利。 3. 毛是认识到落实人民民主政治机制的重要性的（文革前他提倡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支持鞍钢宪法，文革中他倡导或支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许都可以理解为是向着这个方向的尝试），但是客观条件或当时历史情况不允许着手全面性地建立这样的制度。 4. 也可能毛没有感到、没有认为落实人民民主政治机制对于社会主义前途的根本重要性，而就是迷信“无法无天”的革命起义式群众运动。 笔者觉得这四种可能性都存在，或还有其它的可能。如果是毛主观上有落实人民民主政治机制的打算，只是客观上没有来得及实行，那么也许他的责任就小一些。除了文革前和文革中一些过左做法他有很大责任以外，文革中的负面现象不应全由他负责。如果是第四种情况，那么笔者认为那是他很大的错误，因为他的过左倾向，包括对于超越法制、“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的迷信，客观上掩护着走资势力将过“左”的惯性推向野蛮血腥的极端。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他就负有较大的历史责任。 一般说来，动机和效果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又往往并不完全一致。这是因为效果是主观作为和客观情势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完全由主观因素决定的。虽然主观作为也包含着对于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以及认识判断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这一主观因素，但人不是神。主观常常落后于客观，除了由于动机不纯（出于私利如个人物欲、名欲、权欲，骄傲自大等）不能原谅以外，一般不可避免的主观跟不上客观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应是情有可原的。但仍应加以认真反思总结，以利后人。 另一方面，动机不纯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一些人为了表现自己、出风头，或表示自己比革命还要革命、企图借革命以营私，或出于私心嫉恨、借机报仇，或出于假左真右的目的，即用来掩护自己以保存力量、同时破坏对手声誉以促成形势转机，这样的人往往心狠手辣、毫无人性、野蛮卑鄙，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在并没有受到直接生命威胁的情况下，也会杀人放火，煽动法西斯式的恐怖，毫无顾忌地毁灭生命财产。。。而一旦真的变天成功，他们的极右面目立即暴露无遗。正是这些人，至少他们的大多数，连同他们的亲友后代、狐朋狗党，一朝得势便大搞权钱勾结、贪污盗窃、大肆掠夺全国人民数十年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生活上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比之于被他们打倒并取而代之的前朝国民党官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人推行和支持走资路线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和同伙的飞黄腾达、权钱双收。他们在“假左真右”旗帜下所犯下的累累罪行，造成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和痛苦，其责任当然由他们自己承担，历史绝不会答应他们将罪责推给别人。 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仅仅是、或主要是思想方法过左（过急、过激），如果不受到动机不纯者的煽动，一般都不会在肉体上伤害人、搞武斗、甚至杀人，因此后果就不会那么严重，而且大多可以补救。他们一般并不利用权力追求个人或亲属的物质享受，他们的子女也并不利用权贵裙带关系下海从商、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创造世界一流的贫富差距纪录。这是铁的事实，谁都否认不了。这一事实说明了：“真诚的”偏左与假左真右这样两种人（就双方的绝大多数而论）在路线的动机和个人的品性方面都是黑白分明的，既不应相互混淆，对其路线是非和品性正邪的评估，更不能是非颠倒。即使一时颠倒得逞，也绝不会被历史所容忍！ 上面说“就双方的绝大多数而论”是这样，但并不排除少数或个别例外。如，可能也有基本上“真诚的”极左者除了思想方法偏激以外，也有个人品性瑕疵在作怪，如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自我迷信、甚至潜意识中程度不等的名利权欲、投机心理等带来的盲目性，使其看不到自己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但不能因为有偏左倾向，就轻易带上某种品性瑕疵的帽子，而必须就人论人、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批评，总结教训，以戒所有人。而且不能以此将真诚的左倾无限上纲，加以妖魔化。同样地，也有可能存在真诚的右倾，也就是说他们的右派理念与个人利益、个人品性无关，而仅仅是思想保守、落后于历史时代的总趋势、大潮流。只要从事实出发，看看他们及与其有直接利益、感情关系的人们是否借权营私，就可一目了然，不难分辨。对待真诚的思想右派，同样不可以对之无限上纲或妖魔化；可以进行思想交锋，但不能进行人身斗争、人格侮辱、政治迫害。总之，无论是“左”还是右，都要将其理念和作为、与动机和品性这两方面，从事实出发进行分析，实事求是地分清两者究竟是否有关联，如何关联，而不能简单化，更不能妖魔化。简单化、妖魔化本身就是极左或假左真右的表现。 六、德性与识见 上文已从动机与效果关系谈到“理念”和“品性”，这一节将深入讨论后两者的关系。“德性”即道德品性，“识见”包括理念见识、见闻经验、思想方法等。换句话说，德性与识见体现了一个人对于最高本体的终极信仰（价值信仰、价值理性）和对现实世界的具体认知（方法理性、工具理性）。这两方面存在于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普通大众和社会精英、领袖人物。但现在有些人在谈论社会历史和现实大事、以及各种大小人物时，往往故意混淆和阉割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当他们要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时，就极力回避其意识形态背后的终极价值观，或机械重复那种不能自我圆融的陈词滥调；而当他们要贩卖那种不能自我圆融的终极话语时，又极力回避现实中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和巨大威胁、粉饰太平或将责任全部推给意识形态对手。 一个典型突出的例子就是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对于国家领袖、民族英雄的妖魔化逆流。他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将一个独立统一、自主奋发、不受外强欺负宰割、向着繁荣富强前进的新中国前三十年，描写成只有混乱和黑暗的历史倒退，没有一点进步，没有一点光明，没有一点可以称颂之处，却美化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土豪军阀势力等三座大山重压下的半殖民地旧中国；将改变了这一历史的伟大革命描写成邪恶，将领导这场革命走向胜利的伟人描写成十恶不赦、一无是处的罪人，将探索和开拓新制度的实践过程中的失误和曲折完全说成是革命领导人的品性问题，而不敢触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质批判的一言一语；将推动了这场革命的共产主义信仰背后的价值理性完全屏蔽起来，而将资本主义所奉行的动物世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冒充为“万物灵长”的“科学理性”、“普世价值”，蓄意欺骗成长中的青年一代。这究竟是什么“价值”？什么“德性”？ 德性与识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德性很低者不可能具有深邃的智慧见识，因此较高的德性是获得正确理念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德性之高低不是正确认识世界的唯一条件，思维方式也是重要因素。本文开头说到的那位好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极具说服力的例子。Ta的德性即使不是最高，也不能说很低，但Ta 看问题的方式缺少维度，因此Ta对直观经验范围内的人事判断很有高度和深度，但对超出此范围的大社会、大历史就无法思考，或者只能从微观经验简单化地推演出宏观结论来，还美其名曰“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不过，Ta承认自己只能做到这样，当别人跟Ta认真辩论时，有时候Ta就会说“我只能根据个人经验去评论，因为个人经验以外的事情真假难辨，我没有那样的思维能力去判断。”这种态度就是有德性的表现：实事求是，不盲目地迷信自己。不像有些人明明对眼界以外的事情一知半解，却口口声声把动物世界的“普世价值”挂在嘴边，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想做吞食“弱肉”的“强者”或不愿放弃“强者”的有利地位。这就是他们的“德性”！以弱肉强食为底蕴和目的的“自由”、“平等”乃是他们的卓识高见！ 总之，虽然德性是智慧的重要前提，但是有德性不等于就有真知灼见。反过来也一样，有大智慧者一定有德性，但是认识有重大失误者并不一定是因为德性差，也可能是思维方法出了问题。不过，如果人的寿命够长的话，比如两三百年，那么，德性高的人也许就有可能通过大历史过程的展现，看清自己或别人思维方式的优劣高下、和智慧识见的高低是非。也就是说，德性与识见（尤其是在对于社会历史大格局的深刻洞察方面）的一致性往往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充分显现或实现的。所以笔者以为，道家庄子最早概括的“内圣外王”，其“内圣”的内容不仅仅是德性的修炼，也应包括符合大道的思维方式的修炼；或者“德性”这个概念本身，除了彻底放下“我执”这一根本之“德”以外，是否还应该包含符合大道的思维方式在内（这两方面在根本上是相互关联、无法断开的）。否则，“内圣”决不是如有些新儒家人士所宣传的那样，就可以直接轻易地“开出新外王”的。 结论，或是假说 行文至此，可以归纳如下：关于文革，这是之前“正中偏左”的主导路线继续发展、导致假左真右对立路线极端反弹、直至最后主导路线被取而代之的一场失败而影响深远的革命演习；关于多维视角，这不仅适用于对文革的反思，也适用于对一切宏观社会历史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在笔者这是结论，对于一些读者可能只是假说。欢迎以事实（不是以流言、甚或谣传）加以推翻，或者证实。 初稿：2015年10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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