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马克思和哈耶克）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

            如果说，在商品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者的背后、在商品生产者不自觉的情况下，通过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其实质就是在生产过剩与生产不足之间的反复）以及巨大的社会浪费，才使得社会总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从长期和平均来说大致与社会对各种产品的需要相适应，那么，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能不能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第三卷中文版第209页）

            首先要说明的是，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有效地满足了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需要来说，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问题是，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不能一方面比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做得更好一些，同时还要解决资本主义遗留给人类的各种重大矛盾。

            在二十世纪，一方面为了解决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十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依靠着对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普遍建立了所谓“高消费”社会，人为地制造了大量并非有利于社会成员自由发展的物质消费“需求”，使得工人阶级成员不仅是生产的“雇佣奴隶”而且还是消费的“债务奴隶”。

            未来的社会主义不仅要将工人阶级从血汗工厂的残酷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且还要将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强迫消费中解放出来。如此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劳动时间，为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参加科学、艺术、公共管理等活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限制了整个社会的物质消费水平，这就为减少物质资源的消耗、实现生态可持续性创造了条件。

            就这样的意义来说，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对消费品的需要方面将比现在的所谓“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消费要简单。另一方面，就普遍满足所有劳动者的基本需要来说，未来的社会主义又将比资本主义丰富得多。

            在确定了社会物质需要的总量以后，仍然要将全社会的总的劳动时间（包括直接劳动时间和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间接劳动时间）分配到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以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能力做到从长期平均来说使得分配到各个部门的社会劳动量与相应的社会需要之间大致适应。但是，就任何一个具体产品来说，在每个具体的时期，仍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者生产不足的情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这方面的困难与商品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所遭遇的困难有一定的相似性。

            首先来考虑生产过剩的情况。由于计划的不周全，在一定的时期，某些产品的生产可能大大超出社会当时的需要。如果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或者存在着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协作关系，那么，一部分过剩产品可以用于出口或者支援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

            除了出口和对外援助以外，计划部门首先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增加这种产品的存货，然后在下一个计划期设法对前一个计划期所发生的错误加以弥补。通过存货的增加，现在生产的产品可以用来满足未来的一部分社会需要，生产这种产品的工人仍然可以按照他们所支付的劳动量获得全社会消费品中一份相应的份额（假设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内仍然实行按劳分配；第一卷中文版第95-96页，“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社会为了存货增加也要支付一定的成本（要修建仓库，存货还需要保管、防止变质等）。所以，这里，实质上，是由社会来承担因为计划错误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风险；而不是像在商品社会中那样，由生产者来承担。

            如果生产过剩的情况相当严重，通过增加存货的办法已经不足以吸收全部过剩的产品（或者这样做的困难越来越大），并且过剩的产品是消费品；那么这时，计划部门可以采取降价的办法，鼓励消费者更多地购买这种产品，避免或者减少浪费。但是，生产这种产品的工人仍然得到原来的“工资”（其实际经济意义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于是，社会从出售这种产品而得到的利润和税收就减少了。在这个意义上，仍然是由社会来承担生产过剩的风险。

            如果在短时期内，某种产品的生产过剩情况非常严重，即使采取了增加存货和降价的方法仍然不能解决，那么就只有采取减产乃至停产的做法。这时，计划部门可以组织减产或停产单位的工人学习或者参加其它社会需要的劳动（比如绿化、改造环境、修建公园等），保证工人的“工资”不降低或者基本不降低，从而由社会承担减产、停产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成本。

            接下来考虑生产不足的情况。由于计划的不周全，在一定的时期，某些产品的生产可能大大少于社会当时的需要。如果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或者存在着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协作关系，这时，社会可以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一部分短缺产品或者请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

            除了进口和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外，计划部门可以动用原来积累的、目前处于短缺状态的产品的存货，然后在下一个计划期再设法增加目前短缺产品的生产。

            如果某些产品短缺的情况相当严重，并且短缺的产品属于消费品，计划部门也可以考虑采取产品涨价的方法。但是，社会主义计划部门对于涨价的方法应该慎重使用，因为涨价的实质是根据消费者的货币购买力重新分配短缺产品的消费权，将那些货币购买力最少的消费者排除在外。

            更可取的方法，是采取配给的方式（即过去的“票证”）来克服某些产品短缺的暂时困难。所谓配给，就是根据社会所决定的货币购买力以外的标准（比如社会公平、照顾老弱病残等；商品社会的价值规律不是从“公平”观念中产生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分配是可以根据社会所决定的公平原则的）。当然，社会所制定的配给标准，应当有广大劳动者的参与，经过民主的程序，而不应该由少数几个官僚关起门来说了算，更不能为变相的官僚特权敞开大门。

            总之，无论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是由全社会来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和代价，而不是像在商品社会中那样，由商品生产者个人来承担由在他们背后起作用的外在力量（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价格体系”）强加给他们的诸如破产、失业以及吃不起饭、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等人间悲剧。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仍然需要不断地改进计划工作，努力减少生产过剩或者生产不足的错误，以减少全社会付出的代价，减少并争取消灭对社会劳动的浪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在广大劳动者普遍参与科学、艺术、公共管理等活动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的民主化（包括各级经济管理活动的民主化），将所有的管理人员置于劳动者的全面监督之下，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用这样的方法，来减少并争取消灭官僚主义的错误，限制并争取消灭官僚特权。

            在减少官僚主义错误、限制官僚特权的前提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以及参与计划管理的积极性。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战无不胜，除了毛主席和各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有着在阶级觉悟基础上建立起的高度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不仅打仗勇敢，而且从来不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而是能够随时随地根据具体的情况、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积极主动地根据上级的战略意图，采取最符合实际情况的战术行动。

            在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广大的劳动者将不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随着许多劳动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增长以及先进人物的大量涌现，劳动者们还将积极、自觉地参与社会主义计划工作。这样，除了常规的根据统计数据进行的计划工作以外，各级劳动者还可以将哈耶克所说的大量的、分散的、当地的“知识”结合进社会主义的计划，帮助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上级纠正计划错误，在具体的生产和物资分配工作中及时解决群众或者其他生产单位所面临的困难。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将像革命战争年代的指战员、毛主席时代的赤脚医生那样，不是消极被动地而是积极主动地“为人民服务”；决不会像今日中国惟利是图的资本家那样，躲在价格这个“最简短的形式”后面，大肆贩卖假冒伪劣。

            哈耶克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在书本上崇拜哈耶克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成员们，在现实的市场中却常常要吃资本家的亏。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第一卷中文版第48页，注5）。或许，为了捍卫哈耶克的荣誉，中国的自由派分子们应当努力使自己都成为“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的模范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