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前文我们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之所以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社会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一） 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已经建立，但是社会上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解决。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阶级矛盾，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同时存在，这样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不仅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逐步完成工业化，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发展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必然要求，这个时候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时代赋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本来，按照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理论，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既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又不能中途夭折，裹足不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紧接着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还要依据具体情况来作出决定。
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还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呢？这些方针政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不是共产党人主观制定的，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共产党人的头脑中，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形成路线方针政策，最后又回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基本情况，形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只能来源于中国社会的革命斗争实践，因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就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出现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分歧，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形成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这种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分歧集中体现在，阶级矛盾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不要立即解决这个矛盾以及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上。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这种分歧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体现在要不要立即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上。这就是到底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集中表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认定上。党内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是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于立场和认识上的不同造成的。这直接关系到在中国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要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发展上来看，关系到中国到底是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从这里我们看到，党内两条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既是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实践的不同反映，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的论断了。[1]因而我们说，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于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具体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斗争上。那么，在这三条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党内又进行了什么样的斗争呢？
（二） 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表现了出来。那么，围绕这条总路线又经过了怎样的斗争呢？
1、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必然要求。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制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基本政策，决定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2]
从中可以看到，实现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国家，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的基本要求。
当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是不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还要看时机和条件。这是因为当时国统区的经济已经趋于崩溃，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交通堵塞，社会动荡，这个时候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在政局稳定和生产恢复之前是谈不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党内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分歧是在政治巩固和经济恢复之前，究竟要不要创造过渡的条件，或者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究竟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下才逐渐产生的。
建国后，人民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经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统一财经，稳定物价，到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民族资本主义逐渐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社会主义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值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过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维护了国家安全，巩固了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形势。这个时候老区的农业互助合作也面临着是向前发展还是向后退却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已经成熟，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3]
那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作出重要批示，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的阐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4]
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到，过渡时期指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当时估计需要十八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总路线的内容，就是实现工业化，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这条总路线是今后我们党工作的纲领，离开了这个纲领就要犯右倾或“左”倾错误。
毛泽东还进一步揭示了这条总路线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逻辑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制定的，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都是错误的。这种动向值得注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日益成熟。这个时候，毛泽东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为指导，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此看来，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在新时期的发展，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个时候党内却有一些人不顾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无视当时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的现实，仍然认为尚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消极无为，牢骚满腹，甚至公然反对。这表明党内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的批示就反映出这种状况。那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上，当时斗争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2、围绕制定和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当时党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前，要不要为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上，是经过一个休养生息时期，还是立即进行工业化建设；在工业化过程中，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轻工业。围绕这些问题党内发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1）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
七届二中全会虽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议。但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过渡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表现了出来。
毛泽东认为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前，就要及时发现并培养社会主义的因素，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就要实现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工业化引领社会主义改造，以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通过农业合作化，发展农业生产，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条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优先发展重工业，以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实现。正是由于这样，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是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5]毛泽东的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解放后关于互助合作问题的系列谈话及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相关指示中有明确表述。
刘少奇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他认为现在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这个阶段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应当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都能够得到发展，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表明刘少奇主张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再建立和发展重工业。他认为，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好安排生活，积累资金，奠定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他反对过早地“动摇、消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他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要触动私有制。这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在农业机械化之前实行集体化也是不可能的。他认为私有权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其一定积极性，一般地还不能废除，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这在刘少奇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在中南海春耦斋的讲话（即对马列学院一班学员的报告提纲《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以及其他一些文章、报告中有明确阐述。[6]
从毛泽东、刘少奇两人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就要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刘少奇则主张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然后再发展重工业。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时期，就要及时培养社会主义因素，为社会主义过渡做准备。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就要及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少奇认为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在实现工业化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7]
由此看来，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在于要不要实现工业化以及如何实现工业化，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这表明他们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共产党内是存在着严重分歧的。毛、刘之间的分歧不过是这种分歧的反映。作为党内处于第一、第二位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不仅会在党内，而且还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上进行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前，要不要在经济恢复发展的过程中，着力培养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要不要实现工业化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党内外是存在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
① 是发展工业化，还是休养生息？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工业化。为了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实现，还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现在需要休养生息。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工业化，需要巨额的资金，这就只有让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一九五三年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论就是以此为背景展开的。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再搞工业化农民活不下去了。毛泽东觉得这个完全是为了国家大计，非作不可的事。据胡乔木回忆说，争论不仅是对梁漱溟一个人。当时在党外，民主人士中，有人对立即实行工业化有疑虑。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意见还不是第一位的。这些人认为，战争过后要有一段时间休养生息，搞工业化会使农民的负担大为加重。梁漱溟是一个代表。党内也有争论，如对统购统销。[8]
梁漱溟的观点在党内外都在代表性。毛泽东批驳了梁漱溟的观点，说发展工业化是大“仁政”，而不发展工业化是小“仁政”。他们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发展工业化的问题。[9]
虽然刘少奇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工业化，但是他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主张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就在实际上表明了刘少奇在工业化及其实现方式上的态度。
② 刘少奇天津讲话背离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四月十日抵达天津，五月十日回到北平。在一个月时间里，他深入机关、工厂、学校听取汇报，调查了解情况，同干部、工人、职员、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谈，还作了多次报告，阐述了他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的观点。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同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密切相连的。
他强调，在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认识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
他批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出现的“左”倾情绪和行为时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资本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
他强调，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所允许的。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还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
他设想，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逐步发展起来了，就“非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这表明刘少奇主张在工业化实现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还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话，后来薄一波也认为这些话是不妥当的。当时，薄一波把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据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10]
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在建国前夕到天津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系列讲话，阐述了党中央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得到了适当发展。这对于政权的巩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无疑是有益的。从发挥民族资本主义在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作用而言，是与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一致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重要观点背离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在城市工作中要以工人阶级而不能以资产阶级为依靠对象，对于民族资本主义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而刘少奇在讲话中却对资本家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讲出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话，说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对工人阶级好处多，坏处少，这显然背离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明刘少奇这样一位在共产党内身居第二位的领导人，对于到底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这样一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阐明了的问题也没有搞清楚。他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会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否则的话，又怎么会对资本家的剥削情有独钟，顺口说出“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话来呢？
至于薄一波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表述是说话走了“火”，意思是说言词表达不当，他转述的毛泽东的看法似乎也是这样。[11]对于刘少奇这样一位在共产党内身居要职的领导人，毛泽东对他讲话的表态当然是慎重的。同时，仅凭一次讲话也难以判断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刘少奇的讲话到底是走了“火”，还是他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真实态度的自然流露，则还要结合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其他表态进行综合分析以后才能做出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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