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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发生原因的唯物史观分析

2017-6-28 22:3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2482| 评论: 0|原作者: 郭建波|来自: 星火网

摘要: 郭建波同志认为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此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发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出现,又具有偶然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生和偶然性的统一。 ...
⑤   一九五三年围绕新税制进行的争论。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发表了天津讲话,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鸣锣开道。一九五二年底制定的新税制,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又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新税制提出后,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新税制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新税制的制定又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这篇社论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修正税制的方案,是由财政部提出,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政务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第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的。接着,又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十二月三十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热烈的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制修正的通告。”
新税制在颁布前既没有提交中央批准,也没有征求地方相关部门意见。在实行后,议论纷纷。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说:“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二月十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同志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相关问题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泽东、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把税制修正情况一一作了说明。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五三年六月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会议原定半个月,实际上却开了两个月。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听取汇报,进行讨论。在六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错误观点,正式提出并系统论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税制有什么错误呢?陈云从经济的角度对此作了一个分析和说明。
他说:“修正锐制的错误,归纳起来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
“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变更纳锐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锐,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会议的头一个月,即从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三日,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与会者对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进行批评。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七月十三日薄一波作第一次检讨以后,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有的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使会议走向激化。八月一日,薄一波作第二次检讨,仍不能通过。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发觉了会议的不正常现象,指出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他让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赶回来参加会议。他们在发言中不赞成把薄一波错误说成路线错误。会议的气氛改变了,为周恩来作会议结论提供了比较正常的氛围。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八月七日,高岗作了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薄射刘”,将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话,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一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很明显,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
八月十一日,在怀仁堂召开全体大会,周恩来做结论。结论引述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这个结论是经毛泽东修改后定稿的。毛泽东在修改中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的“带路线性”四个字删掉了。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在现存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毛泽东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铅印本。他讲话的提纲就写在这个铅印本的封面上。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在反复阅读了二中全会决议后才写这个提纲的。他的讲话以二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又进一步发挥了二中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批评薄一波之前,先作了自我批评,而后再一次批评新税制。他说:“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二,手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逐步引向国家资本主义。”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被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16]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革命走向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虽然不能与二中全会相比,但就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开始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说,也带有历史转折的性质。
全国财经会议使全党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毛泽东这样说过:“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全国财经会议以后,各省委立即进行传达,在全党高中级干部中普遍进行了总路线的教育。[17]
从中可以看到,薄一波主持制定的新税制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组织上的错误表现在,新税制颁布前既没有征求地方相关部门的意见,也没有报经党中央批准,反而却征求了工商界人士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赞成和支持。政治上的错误表现在,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要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着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而薄一波主持制定的新税制却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貌似公平,实际上却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显然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也是与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背道而驰的。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将薄一波的错误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了。
我们还要注意到,新税制是在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九月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后制定的。这说明当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薄一波却违背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制定的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仍然制定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税制。如果再联系到薄一波此前在山西发展农业合作社上的态度来进行分析,我们不能不说薄一波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态度是反对的,至少也是消极的。
至于高岗在会议上将刘少奇的错误安到薄一波头上进行批评,利用薄一波的错误进行宗派活动,批薄射刘,当然是别有用心的,应该引起警觉和注意。不过,尽管高岗的话含沙射影,但是他发言的内容则是真实的。这就不禁使我们发出疑问,薄一波与刘少奇的思想观点到底有没有共同之处呢?从中可以看到,薄一波制定的新税制简直就是刘少奇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的翻版,再联系到一九五一年他们在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心照不宣地站在一起来进行考虑,我们也不能不说薄一波和刘少奇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行动一致的思想根源。
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角度讲,新税制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违背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总要求。薄一波的错误实际上犯的是路线错误或带有路线性的错误。但是,毛泽东在对薄一波的错误思想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要求出发,没有将薄一波的错误作为路线错误或带有路线性的错误来进行处理,还让陈云、邓小平出面对已经发热的全国财经会议进行降温,及时纠正会议出现的偏向,在修改周恩来所做结论时将路线错误或带有路线性错误的内容划掉,在薄一波提出下放时还让他继续留在中央工作,则是体现了毛泽东“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干部政策。[18]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薄一波的错误不是孤立的。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站在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位置上,却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抱着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这就要打通他们的思想,纠正他们的观念,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从思想上扫除障碍。
全国财经会议批判了新税制,确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党从思想上趋于一致,这就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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