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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人口与中国塔西陀陷阱的形成

2017-12-2 20:23| 发布者: 水边| 查看: 994| 评论: 12|原作者: 老田

摘要: 正确的努力方向是反过来进行,给高端人口施加必要的压力,让他们更加努力去赶上西方的同类项。对照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和建设年代的经验,高端人口主动采取各种自动加压的方式,比低端人口组织起来逼迫其提高努力水平,是一个更优的选择,而且社会成本也更低。

南方某位高官酒后把老百姓称为P民,到最近北京官府命名的“DD人口”,都较为贴切地反映了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从现实社会的政经地位落差,到观念的高低分野,都极其有效和明显。


孟子有个说法流传千古——“君视民如土芥,民视君如寇仇。”这个说法非常吻合自然科学的道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结合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拥有统治权的统治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激发反作用力的作用力,视民如土芥就是主要方面施加的作用力的长期效果;反过来,反作用力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和被激发的方面。无论是视对方“如土芥”还是“如寇仇”,都是政治不认同的体现。


依照孟子的眼光,不和谐社会建设的首要经验,是需要建设一种相互敌视的政治不认同。


几十年来政治不认同的演化状况

老田没有多少权威性,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即便是处于“不明真相群众”的低水平上,也有着较为明晰的经验感受。四十多年来的不和谐社会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明显有差异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官学两界精英联手命名的“黑暗十年”晚期,当时人们较为明晰地拥护共产党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符号。即便是当年怀有明确政治不满的群体,也会显示出政治上的积极认同来。在工厂里人们写大字报有一个“三段论”格式,第一段明确指出自己坚定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段则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成绩和对刘邓黑司令部的斗争,第三段则明确指向本单位内部的官员及其不公正使用权力的事实并提出自己的要求。老田以为,这个三段论的大字版格式,揭示出全新的政治合法性生产逻辑和路径,说明了这样一种完全处在主流政治学视野之外的合法性生成逻辑:高度的政治合法性可以建设在民众对当权派普遍的黑暗面认知之上。也就是说,政治合法性可以甩开当权派自身的素质和特点,而直接地与群众对当权派的批评权挂钩而生成。


1960年代,工人撰写在大字报。图片来源:SACU


在第一个阶段的60-70年代“黑暗期”,民众不管是出于策略——防止当权派给自己扣上反共帽子,还是出于理性认知——视批评权为自己追求公正待遇的较优保证,并更一步认定宏观政治合法性主要来自于支持群众自主追求公正的批评权,都是较为自觉或者有意识地肯定宏观政治的合法性,同时还保留着对于微观政治场域和具体当权派的高度批判意识。在这个阶段上,对于宏观政治的高度肯定,是与对微观政治的高度而具体的批判性互为关联的,这是典型的积极认同表现。


在第二个阶段的明显标志,是1989年之后可以在大街上公开讲述共产党的坏话,而此前要是公开讲述共产党的坏话,肯定会受到善意或者恶意的劝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胡耀邦等人领着“两案领导小组”镇压了千万数量级的反革命之后,批评官场和官员变成一项高风险事业。在群众批评权被当做反革命镇压下去之后,此后,意识形态与合法性生产逐步回归西方政治学模式和逻辑:从统治阶级成员自身的状况来论证合法性,诸如政治或者经济统治的有效性,法律或者管理的形式主义合理性等等。不过,此时的官场和官员还受到民众的消极认同,积极或者自觉地拥护宏观政治的状况静悄悄地消失了。


第三个阶段的明显标志是1999年之后,如果再要是公开讲共产党的好话,就变成不对的了,就成了“五毛”。较为具体的变化是朱rong基的改革,实现政府职能与民众的生产条件脱钩,民众从此作为工资劳动力在市场上接受资本家的挑选。此后,官场在民间的消极认同基础彻底瓦解。自1998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之后,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不再与旧有的政权合法性论证方式吻合,政府就算是做了好事,也有一大堆人有坏话要说,洋人都知道了:共产党在网络舆论中间总是成为笑柄。结果,一切共产党政权的历史和现实的对立面,都有人颂扬,最为典型的舆论现象就是国民党政权之极度腐朽与极度堕落都有人吹捧和追捧。在私有化改革完成之后,消极认同明显消失了,同时,是各种政治不认同开始浮出水面并成为舆论主流。


作为非权威人士,也没有内部信息来源,老田只能从过去几十年的长时段的显著变革中间去认识问题,这样一来,就只能做出不那么准确的粗略判断:最初中国民间存在着一种与群众批评权有着伴生关系的积极认同;彻底否定文*ge之后这个认同就不存在了,就只剩下消极认同了;等到上世纪末政府与民众的生产条件脱钩完成之后,国企私有化改革完成之后,民间残存的消极认同也彻底瓦解了。


在没有了政治认同之后,很多政府行为得不到民众支持和理解,就成为一种新常态了,由此,也格外加大了一些建设成本,这较为典型地体现在chai*qian%zheng#di过程中间。这一次北京以治理火灾隐患为名义的驱逐行为,无论官府如何自证其为人民服务的初衷,老百姓就是不相信.政治不认同的普遍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政府言论的说服力,还使得各种重建合法性的努力往往归于无效。


chai*qian成本上涨与政治不认同关系的粗略考察

工业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化,大量农业人口和土地转向非农产业,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间,郊区土地的逐步非农化过程中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地租抢劫战,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无法就级差地租分配比例问题达成共识,每一方都试图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导致各种准战争状况的出现:2014年云南晋宁zheng#di过程中间,chai*qian武力与村民冲突的准战争造成8死18伤;2013年苏州虎丘zheng#di%chai*qian人员殴打房主家属,范木根奋起持刀反抗致死2人。


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历史中间,武汉市最大一起chai*qian事件发生在1950年代武汉钢铁公司的草创时期,zheng#di范围包括好几个公社,涉及到土地面积上百平方公里。当时的chai*qian成本极低,让民众迁坟、退地和腾屋,都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一位亲历者回忆:不到半天时间,祖坟都全刨出来迁走。连生小孩坐月子的母亲,也主动借住他处,腾出住房而决不影响搬迁。一位潘大爷说搬迁是“离开穷窝,去住金窝。”不到一个月时间,全部搬迁完毕,农民都住进了统一搭盖的新屋。【戚茂卿:土地,载武汉钢铁公司厂史编委会编:《武钢建设史话 》作家出版社1962年,第38-44页】


更有甚者,如果哪一个村民搬迁速度缓慢,或者有不想搬迁的言论,还会遭到本村父老的共同鄙视:落后分子想要借机占便宜。在这样的情况下,chai*qian非常和平,成本也低。地球人都知道,雇佣农民工都是需要按天给工钱的,为拆迁而雇佣黑社会什么的成本就更高了。


1950年代的chai*qian成本极低,不仅肇源于民众对于政府的高度政治认同,还因为政府对chai*qian人口的长期利益的关注和有利安排,拆迁过后村民的生存机会转好,这更是得到民众支持的关键因素。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依然能够依托企业扩张过程,给原先依靠土地农业而生存的农民提供较为稳妥的非农生计,由此也依然能够实现低成本chai*qian。据曹锦清教授介绍,1980年代上海非常顺利地chai*qian了50万人口的村庄和农地,都没有造成任何一起基于地租争夺的准战争状况。到了1990年代末期国企私有化改革猛烈推进,就不再有机会提供稳定生计给予新的非农人口了,这个时期zheng#di%chai*qian难度和成本就骤然上升了。


在没有了稳定的生计来源之后,郊区农民或者城中村村民手头的土地和房屋,就变成仅有的滋利生计来源,这一部分资源不仅需要支持自己和家人的当前生活,还有子子孙孙的生计都与此有关。因此,政府节约zheng#di 成本的考虑,市场上相同份额资源的可比价格,对于持有土地和房屋的村民而言,都是无意义的参照物,持续的生计要求而且是子子孙孙赖以维生的生计,才是村民地租算法的基础。由于时间具有无限性,因此,政府的政策和市场重置价格无论多高,对于村民而言都不算够。也就是说,在失去了稳定的工作机会安排手段之后,在zheng#di%chai*qian方面,政府已经无从找到一个与村民算法合拍的地租算法和补偿标准了。


没有一致的地租算法,也就没有大家都接受的合理补偿标准,这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争论。对照孙中山那个著名的主张“土地涨价归公”——因城市或者积极发展而形成的新增级差地租由谁所有——学界的主张相当对立,著名的周其仁教授明确主张“涨价归私”,而贺雪峰教授则赞成孙中山的主张“涨价归公”。应该说,周其仁的观点比照工业革命早期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看法,还有所后退,更接近于封建主的主张——一切土地增益都归土地贵族所有。


在各地实际的zheng#di%chai*qian过程中间,zheng#di补偿数字往往与实际的博弈过程相关,对chai*qian的反抗力度越大,往往补偿数量越高,由此,也催生了一种经验性认识:任何不加反抗地接受补偿标准最后都证明是吃亏的。这样的经验认识到处都有效,使得zheng#di%chai*qian的难度和成本显著拉高。就目前大中城市而言,一般民众普遍认为“chai*qian户致富”是一个共同现象,而用尽一切手段“当钉子户”是获得更高补偿的首选策略。也就是说,chai*qian成本过度高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往往成为“房地产三头同盟”(地方政府、地产商和银行)利润侵蚀的一个显著漏洞,各级各地政府在节约chai*qian成本方面不得不费尽心思和心血。


由此,节约chai*qian成本,成为许多地方官民矛盾激化和显化的一个主要的检验场域。为了节约chai*qian成本,以有组织的chai*qian武力去对付分散的chai*qian户,就成为节约chai*qian成本的常规策略,这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可以看到,前述晋宁和苏州的例子,都是如此。在这样的策略选择中间,不管是地产商雇佣chai*qian武力,还是公开注册的chai*qian企业,他们以武力参与chai*qian补偿谈判过程,逼迫村民放弃高补偿要求,都是于法无据的黑社会行为模式。因此,要想以武力降低chai*qian成本的策略奏效,就需要国家的镇压职能——尤其是警察对其所作所为的默许甚或支持。结果,节约chai*qian成本的策略选择,最后无不付出政府合法性这样一种无形资产损失作为代价。这就更进一步恶化了政治不认同的状况。


老田之所以把zheng#di%chai*qian过程中间的地租分配问题,命名为地租抢劫战,是因为即便是政府认定chai*qian补偿标准业已过高,但这依然得不到多数民众尤其是那些利益相关民众的认同,而且这个不认同还在进一步强化之中,在政府已有的策略选择中间这个不认同状况只会加剧而不会缩小。而且,严重的政治不认同,还扩展到了对级差地租货币化的产业链条的不认同上,下文将会分析到:地方政府、地产商和银行组成的房地产三头同盟,借着级差地租通过房地产而实现货币化的链条,造成了多数就业人口难于跨越的高生活成本,这本身就极大地造就了政治不认同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反过来,老田也不可能相信周其仁那种“涨价归私”的主张有什么内在合理性。从现实看,未定的地租分配比例都是由具体的村民反抗和chai*qian武力的博弈后果来决定的,正是由于普遍的政治不认同的存在,也就不存在哪一方具有绝对正当性的状况,只能看做是一种对未定利益的争夺战。


这一次北京西红门镇接着大火灾的东风,试图以治理火灾隐患的名义,以武力驱逐某些人口,结果,迅速引爆了网络舆论和各种对政府的差评,这其实就是合法性损失巨大的显著体现。在节约chai*qian成本的过程中间,政府官员依然存有一种单线条思维:仅仅考虑金钱成本节约,而没有认真评估合法性作为政府无形资产损坏的后果。


驱逐DD人口不是为了落实歧视,至少这一次的事件中间,还不在政府官员的视野之内,核心问题是成本节约冲动。这其实是一场政府发起的地租抢劫战,借着火灾的东风,以清理隐患为名,把村民搭建的建筑摧毁,快速夺回地皮和地租。在这个决策贯彻实施过程中间,租住房屋经营的小资本或DD人口的死活,没有出现在高端人口的考虑之中。因为,地租抢劫战如果通过合同谈判进行,成本极高往往达不到政府满意的限度。甚至,在保留建筑物及其出租收益的情况下,chai*qian谈判的主导权肯定不在政府手里而在chai*qian户手里,通过这一次武力驱逐DD人口之后,村民已经丧失了建筑物和土地的收益机会,政府通过此种手法赢得了“先迁后补”和谈判主导权。chai*qian户丧失了大部分的主导权之后,这将使得补偿谈判易于进行。因此,这一次的速决战背后,同样是成本节约冲动,推测是市区两级最积极推动的。


如果这一次事端未被查处,估计以后各地的地租抢劫战,都会出现此种以速决战为策略的成本节约型战法,甚至会出现没有火灾也有制造一场火灾的高度必要性。火攻是否会流行起来,这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以前也发生过以纵火帮助chai*qian的案例,那只是针对个别的的钉子户,没有作为区域性的chai*qian策略来使用。


北京使用此种集体性的武力chai*qian方案,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极为巨大,被引爆了网络舆论和一边倒的差评,其实就是政府和政权合法性的大幅贬损的表现。但目前这一部分无形资产方面的巨大损失,在政府高层目前似乎无人关心,也未见有人认真分析节约下来的chai*qian成本与损失掉的合法性之间,对比之后是个什么关系。


经济基础内部如何造成政治不认同:级差地租作为筛选标准与DD口识别

级差地租成为现实经济过程中间的显著挑选标准,形成了一种空间成本排斥策略,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中间,维持完整家庭生活所需的极高空间成本,是大多数就业人口无法跨越的。DD就业人口的家庭生活成本过高,各地的工资支付中间都不包括这一部分,由此,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半无产阶级——农民工群体,在农村则是大量的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在农民工之上的小资白领群体中间,挣到一套房成为人生最难于达成的目标,为了越过空间排斥策略设置的高成本线,很多人不得不选择成为房奴和负翁,去为地产商的利润和金融业的净流量而努力挣钱。


而在城市化进程中间,对于土地空间与劳动者生产和生存条件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政策选择。就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而言,有两种不同的政策选择,毛时代大量劳动力人口居住地接近上班所在地,由就业单位提供住房,这是一个显著的空间政策特点。在毛后时代由于房地产产业的兴起,级差地租在城市建设中对于空间分配有着质的影响,由此出现了普遍的空间分离后果。城市中心驱逐了多数人就业于其中的生产性行业,只有高利润行业才能够继续留在城市中心。

 图片来源:新华社


地租占比在GDP总额中间,呈现长期的稳步增长趋势,这固然催生了金融业的繁荣,但同时还开始挤压实业的利润空间,并且,显著地拉高了绝大多数民众最必要的那些生存成本,结果造成大多数就业人口挣不到维持体面生存的开支数目。房地产,尤其是大城市房地产的畸形发展,极大地损害了人们的经济体验和感受。多数就业人口业已因此陷入“相对贫困化”状态,这个状况的存在显著地影响了政治不认同的状况。


老子说过“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的不满意,会转化为政治不认同的坚实基础。就多数劳动力人口而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已经不再指望克服高居住成本、维持完整家庭生活的奢望了。由此,是继续在这条高成本道路上努力跋涉的小资白领感到高房价的压榨和痛苦,并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政治不认同。在网络舆论中间,大多数发言者都不是底层体力劳动者,而是经济上无出路的小资白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社会中间政治不认同最为强烈的群体,是受到高房价压榨的小资白领阶层。换言之,对于政权合法性贬损最为严重的社会状况:不是工人阶级要ge^ming,而是小资白领的意识形态背叛,而中产背叛的经济基础则是房地产挤压的结果。


这一次北京驱逐DD人口的策略,也许能够达成部分chai*qian成本节约的目标,这很明显是在中产背叛之后,进一步采取措施去得罪DD劳动力人口。这从网络舆论发酵看,很明显是怀有政治不认同的小资白领阶层,借此机会发言,真正的DD人口的抱怨倒是十分鲜见。中国上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ge^ming,还残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因此,在讨论官民关系和社会矛盾时,ge^ming时代的状况也总是会悄悄地出场站队。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问题特别严重时期,就有人出来总结官员与老百姓关系的三个阶段:在ge^ming年代是鱼水关系,后来发展成为油水关系,最后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关系。


很多人对产业升级怀有好感,但这并非DD人口的不足。就全球竞争而言,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DD人口最具有竞争力,由此支撑了中国低端产业的急剧扩张并在全球市场上占据绝对竞争优势。若非西方国家搞贸易壁垒,中国的低端产业和产品优势还要可观。反过来,中国的高端人口却不咋的,无论是意识形态生产(所谓社会科学)还是科技创新(自然科学),都居于竞争力不足的劣势地位。连带地,中国高端人口行使统治权的方式和方法,都被自由派人士依据西方标准认定是劣等的。毫无疑问,这几个方面的现实,无法通过驱逐DD人口而改变。所以,正确的努力方向是反过来进行,给高端人口施加必要的压力,让他们更加努力去赶上西方的同类项。对照中国二十世纪ge^ming和建设年代的经验,高端人口主动采取各种自动加压的方式,比DD人口组织起来逼迫其提高努力水平,是一个更优的选择,而且社会成本也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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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去伪存真 2017-12-3 01:19
这个马驴托,应该踢出去!左派网站可给愿意理性对话的假左真右,作为反面教员以一席发言之地,但对这种一贯胡说八道缺乏起码反面教育价值的右网混,理应毫不留情。如果网管一定要留,请给一个合理说法?

这次北京的作为,到底是一种“失误”,还是一种自然流露?这才是左派群众最该深思的。好人办错事可以谅解,反派人物演正派人物一不小心就露马脚,那是真实本性流露了。
引用 龙翔五洲 2017-12-2 22:57
作者对拆迁和徵地都要打代码以求多过网管,可见国内的言论是何等的不自由了。当然作者也不可能涉及8964镇压民众对舆论的“政治合法性生产逻辑和路径”的影响作出评论了。
引用 龙翔五洲 2017-12-2 22:44
马列托主义者: 关于拆迁很多是扯淡,不管是毛时代还是现在的拆迁,拆迁博弈都是利益计算,没有什么毛时代高尚的说法,现在拆迁有些地方居民也是很积极的,有些不过是争取更多利 ...
毛时代的拆迁,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土地和房产都全民所有制的,这与全体人民和涉事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很容易通过政策宣传和动员群众来配合完成。这对我们这些经历过毛时代的人很容易理解的事。而现在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及复辟后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资本掠夺霸占下的拆迁,当然不可能没有利益较量和生死斗争。拖派分子只会对此胡说八道。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7-12-2 16:46
毛派他批评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特色中国,他的狭隘参照系就是毛时代,似乎毛时代完美无缺,而马列主义者的托派评判资本主义根本不用如此,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观点方法就可以了,毛派的恶心之处就是极力美化毛时代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7-12-2 16:39
毛时代不需要用黑社会手段(所谓的法外手段)而是用合法的名义把钉子户关起来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7-12-2 16:38
毛时代出现钉子户的后果无法想象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7-12-2 16:36
很大群众,拆迁关注的是公平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7-12-2 16:32
毛时代,在“高大上”面前,你敢提要求?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7-12-2 16:30
现在有些地方的拆迁利益(给被拆迁者)是很大的,甚至比毛时代哪些“精神压迫”下被拆迁的受益大。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7-12-2 16:28
毛派无原则的过高估计毛时代,很失偏颇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7-12-2 16:27
关于拆迁很多是扯淡,不管是毛时代还是现在的拆迁,拆迁博弈都是利益计算,没有什么毛时代高尚的说法,现在拆迁有些地方居民也是很积极的,有些不过是争取更多利益,毛时代拆迁,同样是利益考虑,毛当时那种社会学道德说教压力很大,所谓不积极,甚至反革命。
引用 水边 2017-12-2 11:25
责编 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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