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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第一部分:走近毛泽东) 四

2017-12-4 00:0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779| 评论: 1|原作者: 戚本禹|来自: 砥柱中流

摘要: 第一部分:走近毛泽东 第一章 初进中南海,任政秘室见习秘书 1.1录取与报到 在中央劳动大学(后来的中央团校)学习时,我是十七班三组的党小组长,列席班支委会。韩彬和陈伯鸿是两位班副主任,分别兼任班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毕业前夕,中央劳动大学应中央要求决定选送几个人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工作,韩彬和陈伯鸿两人推荐了我。 有人推荐还不够,还要看学习成绩和政治审查情况。毕业考试是学校教育科科长冯铭主持的,考了几 ...

 

 

第一部分:走近毛泽东

第一章

初进中南海,任政秘室见习秘书

1.1 录取与报到

        在中央劳动大学(后来的中央团校)学习时,我是十七班三组的党小组长,列席班支委会。韩彬和陈伯鸿是两位班副主任,分别兼任班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毕业前夕,中央劳动大学应中央要求决定选送几个人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工作,韩彬和陈伯鸿两人推荐了我。

有人推荐还不够,还要看学习成绩和政治审查情况。毕业考试是学校教育科科长冯铭主持的,考了几个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题目,分书面考试和口头考试两种,我都考得不错,得到了班里的表扬。我当时19 岁,历史简单,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经受过考验;父亲是一般城市职员,算是工人阶级。成绩和政审我都没有问题,劳动大学决定选送我了。同时被选送的还有沈栋年和张冠俦两人,沈栋年是上海育英中学的地下党,张冠俦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实际在育才中学就是地下党)。

当时中央来挑人的是彭达彰,他是山东威海人,是四野的师级老干部。他把我们三个都要了还觉得不够,还希望学校再多给他几个人。但学校实在给不出了,因为当时来要人的中央单位很多,像中央机关、中央军委、人民政府机关,都来要人了,而学员数量有限。

中南海

1950 5 4 日,我和沈栋年、张冠俦一同到中南海报到【注1】。中央劳动大学让我带着他们俩和我们三个人的档案,连人带档案一起交给中南海。按照正常途径,档案要通过党内渠道转到中南海,但当时中南海要人要得急,中央劳动大学就做了特例处理,将我们的档案密封好,盖上骑缝章,交给我们自带。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中南海有个西门,就来到中南海南门(新华门)。由于我们没有中南海的出入证,又不认识守卫战士,就被挡在门外。我们报了名字和来由,警卫战士打电话向里面的田家英交涉一番之后,就有一个警卫领着我们往里走。新华门是走首长汽车的,一般不让人进出,但田家英还是让我们从新华门进去了。我们跟在那个警卫后面走了一阵之后,警卫就指着河边一条马路说:你们就沿着河边走,走到房子那儿就有人接你们了。当时,8341 部队的不少战士正在清理中南海的淤泥(后来据说在清理过程中挖出了一些小型的手榴弹、枪支之类的武器和爆炸物,不过没什么大家伙),路面上也到处是泥水,很难走,我们绕了一个大圈,终于走到勤政殿,田家英的警卫员出来等在那里接我们。

 

在河边走的时候,我看到河里膝盖深的水里有很多鱼在翻腾,战士都只顾挖泥,不管那鱼。我家里穷,又是在海边长大的,知道鱼是个好东西,边走就边动了心。那天和我们同来报到的还有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挑选出的一批大学生。我们安顿下来后,我就招呼他们跟我一起用脸盆去抓鱼,结果每个人都抓了满满的一脸盆回来。他们问怎么吃啊?我就教他们把鱼开膛破肚,清理干净,又叫人从宿舍对面的一个小铺子里买来酱油、醋,用砖头垒起个灶台,把脸盆洗干净,放上水,捡来掉在地上的树叶做柴火。那煮出来的鱼可真好吃啊!刚建国,供应紧张,我们一连几天吃鱼,大家都很高兴。中南海后来专门养了好多鱼,用来改善伙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毛主席肉也不肯吃,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周总理就让人把中南海战士养的鱼烧好捣碎,伴着蔬菜给主席吃。主席先是不吃,直到听总理说那鱼是战士们自力更生在中南海养的之后才同意吃。教同来的大学生用脸盆煮鱼吃,现在说来是趣事儿,却是我在中南海生活的真实起点。那些大学生比我年纪大,但生活经验不如我。那年我19 岁,我以为自己是大人了,现在看来还完全是个小孩。

我们住在中南海的西八所,那是集体宿舍,原来是宫女住的地方。刚开始我和逄先知、余永年、张学厚、于学军一个房间。不久,从全国总工会来的一个部长和我们住一起,就变六个人一个房间了【另来的材料也说8 个人】。房间二十来平方米,没有上下铺,很拥挤。我是挤在门口,由于没有帘子,每天被外面的风吹,不久就得了一次重感冒,病了一个礼拜。

之前我从来没病那么长时间过(在西八所住了两年,后来搬到现在拆了的西楼,因为已经提到科长位置,就两个人住一间了)。我对逄先知的最初印象不好。我们开始工作不久就是夏天了,那时中南海夏天蚊子很多,虽然打了滴滴涕,但晚上人进出一开门,蚊子还是马上就飞进来了。那时蚊帐很贵,一般人都买不起。逄先知家里是开药店的,比较有钱,我们六个人就他一个人有顶蚊帐。逄先知当时是管生活的,我就对他说,你是管生活的,你要么给我们都争取一顶蚊帐来,要么就和我们一样,也不用蚊帐,不然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晚上睡觉前就在宿舍七嘴八舌地说他。有一天田家英一个电话把我找去,批评我说,你怎么搞的,要在中南海搞群众运动?我一下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田家英说,你发动群众,要逄先知向领导施加压力,要领导给你们发蚊帐。原来是逄先知把我告了,他知道我是搞地下党的,点子多,又会发动群众,不好对付,不敢和我正面冲突,就偷偷给田家英打小报告,说我发动群众整他,对他造反,逼他向领导反映给我们发蚊帐。我向田家英解释说,实际不是这么个情况,不过是大家打趣逗乐而已。田家英听了也谅解我了。但我从此对逄先知这个人就开始小心了。逄经常主动给田打小报告,把我们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报告给田.及后来当了田的秘书.

1.2 中央办公厅当时的机构和人事隶属关系

        1950 中央办公厅下面有三大主要机构:第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简称政秘室,主任是师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机要室,是叶子龙掌管的;第三是后楼研究室,归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因在中南海后楼(在居仁堂那里)办公而得名,没有正式名称。

当时的政秘室和机要室与它们的行政上级单位中央办公厅关系比较微妙,政秘室与机要室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接受毛主席的任务,中央办公厅是管中央机关后勤行政方面事物的,包括为政秘室和机要室提供后勤保障。这种关系有很重要的历史沿革方面的因素。

政秘室大约是1949 8 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是任弼时领导的。机要室前身是中共中央机要科,是书记处办公室下面的,是叶子龙负责。他俩都归主席直接领导。中央办公厅是1949 10月建国后设立的,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中央办公厅已经成型,主任是李富春。李富春能力虽然不是特别强,但很能团结人,和几乎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和主席关系则是特别好,他和他的夫人蔡畅总是拥护毛主席的【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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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7-12-4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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