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末以来的选择性传播中国大门在清末被欧洲人洞开之后，国人先是在器物层面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求自保。但是，这种策略随着甲午战争硝烟的散去而归于失败。与之不同的是，一些知识精英试图从精神层面进行反省与图新。其中之一是通过文献译介以及教育与研究而对西方经济思想进行传播。当然，这种传播也具有选择性，摸错了路数和走岔了方向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有些是已觉之痛;但是，更值得警惕的是“未觉之痛”。 1、1949年之前的选择性传播。在严复翻译《国富论》之前，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已有了零星的传播。但是，真正称得上是系统性传播的，却要数严复以《原富》之名对斯密的《国富论》进行的翻译和批注。这里，我要说的是他为什么选择《国富论》而不是其他西方经济学著作进行翻译。 1877年至1879年，严复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他在课业之余，亦广为涉猎西方思想和文化。当时的英国，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遵循的都是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即使在美国，虽然政界较少受斯密经济自自由主义思想左右，但学界与英国相差无几)。当时正是英国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时候，英国人是把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国家富强的思想基础而对外进行传播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深感甲午之痛的严复，抱着一颗国家求富求强的拳拳之心，翻译了《国富论》。那时，他是没有条件追问更加深刻的问题的，即在西方经济思想中，究竟哪些学说才最适合于中国的求富求强，中国之求富求强，究竟需要遵循怎样的经济战略思想，等等。严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还没有翻译到英国，严复在翻译《国富论》之前，可能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英国是在重商主义政策的支撑下实现崛起的，美国是在保护主义政策的庇护下实现崛起的，日本是在由本土激进重商主义与欧洲重商主义糅合而成的明治维新政策的支撑下实现崛起的。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采用的经济政策，正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大加反对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来说，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并不是真正有用的西方经济思想。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未觉之痛”。
严复以《原富》之名对斯密的《国富论》进行翻译和批注，可谓开启了《国富论》在中国真正的系统性传播。 直到1927年，李斯特的传世之作才以《国家经济学》这个题目由王开化译为中文。那时的中国，大抵形成了马克思经济学、斯密经济学与李斯特经济学相互竞争的局面。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不用说斯密经济学，即使是李斯特经济学，其赖以发挥效力的前提也是不成立的——本质上属于发展经济学的李斯特经济思想要能发挥促进国家经济崛起的作用，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国家统一并且具有独立的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能力。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都不是真正具备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面抗战之前的民国时期里，中国形成了一个传播西方经济思想的热潮，相关的翻译和著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翻译的主要有：韩纳(Lewis H. Haney)的《经济思想史》(臧起芳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日]出井盛之的《经济思想史》(刘家鋆译，上海联合书店，1929年);托托门兹(Totomientz)的《经济思想史》(卫惠林译，民智书局，1930年);[俄]鲁平的《新经济思想史》(陶达译，好望书店，1932年);斯班(Othmar Spann)的《经济思想史》(詹文浒译，世界书局，1933年);斯科特(William A. Scott)的《经济思想史》(李炳焕、黄澹哉、黄俊生合译，黎明书局，1936年)等等。国人自撰的主要有安绍芸的《经济学说史纲要》(世界书局，1930年);蔡庆宪的《经济思想小史》(大东书局，1932年);金天锡的《通俗经济思想史要》(神州国光社，1932年);朱通九、金天锡的《近代经济思想》(黎明书局，1932年);郑毅生的《经济思想史》(世界书局，1935年)等等。就1949年之前而言，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赵迺抟根据20年讲演精华辑成的《欧美经济学史》(正中书局，1948年)。这是我国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最精当的著作。例如他锐利地指出，重商主义在19和20世纪对欧美的法律与政策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使从现代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说重商主义政策也有无可厚非的地方。这就不仅与重商主义流行于16至18世纪的欧洲的传统认识形成了分野，而且与只有经济自由主义才具有道德和学理的合理性的主流认识形成了分野。
赵迺抟据20年讲演精华编纂《欧美经济学史》，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最精当的著作。 总体而言，建国之前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所具有的特征是：在懵懂之中，全盘接受西方主流观点，这种“觉而未觉”的状态，本身就包含了极大的危险性。这里，“觉而未觉”是指：已觉得要向西方学习经济思想，但是在向西方学习什么样的经济思想这个问题上，眼中却又只有“主流”，而很少进一步追问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是不是真的适合于当时的中国，以及什么样的经济思想才是当时中国所真正需要的。 2、1949年之后的选择性传播。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对西方经济思想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的。其中，最著名的教材要数鲁友章和李宗正主编的《经济学说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这种选择性可能与如下两个方面有关：一是认为价值问题乃经济学中心问题，而西方经济思想中存在诸多非劳动价值论的学说;二是苏联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而西方经济思想是以市场理论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30年里，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再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而其渠道一变为四了。一是通过引进原版、翻译或自己编写《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教材以及教学而进行的传播。这个传播渠道的受众面非常大，不惟经济学专业，高校学生几乎都不难接触到。二是通过引进原版、翻译或自己编写《西方经济思想》和《外国经济学说》等教材以及教学而进行的传播。这个传播渠道的受众面较小，主要涉及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三是专业人员针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时，广泛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而进行的传播。四是其他社会人士通过各种途径碰触西方经济思想而实现的传播。上述第一个方面，讲的几乎完全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它抛开了与经济思想史、经济政策史和经济史的联系，更不用说比较客观地说明经济思想的演变路径及其与各国经济阶段性发展的需要是否适合等历史与现实问题了。于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选择性特征，即基于个人自由的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几乎占据了主要地位，而这样的经济思想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契合起来，对此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也会产生“未觉之痛”。比如说，很少再去思考如下问题：自由贸易是否会将中国锁定于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使中国在国际经济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以至于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一直位居外围?中国应该怎样构建对外经济战略，才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国家竞争力提升? 有鉴于此(但不限于此)，最近几年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通过种种努力，尽量去除西方经济思想传播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成分。比如，对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在崛起时期采用的经济政策等加以挖掘和整理，同时译述外国学者与此有关的优秀著作。单就翻译的作品而言，就包括了[美]迈克尔·赫德森的《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等等。这些工作是对过去一段时期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失当的选择性传播做出纠正的有益努力。其主要目的是还原历史真相，尽可能避免前面提及的“未觉之痛”。遗憾的是，这样的工作开展得还不够，产生的影响还没有达到预期。
《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书影
《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并不是想说从西方经济思想库中能够找到某种或某些理论，只要做适当的时空挪移，就可直接用之于确立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战略手段——如此重要的工作，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而是与之相反，即中国人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一方面，可以从西方经济思想中汲取有用的成分，另一方面，不要对西方经济思想做不当的选择性传播和吸收，以至于偏离了真实的需要。总之，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话，即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对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吸收，也应作如是观。 【伍山林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