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精日”这种怪物？

3.资本逻辑的渗透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失守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由它本身所固有的内部原因所引起，又同一定的外部条件密切联系。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日本文化产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扩散，一方面是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工业发达、强势文化产品的输入使然，这是外因，事情的根源在于内因。我们认为，滋生“精日”产生的土壤，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内部，简单来讲，一段时间内，在某些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知识分子的教唆、推动下，资本逻辑在相当广泛的领域支配了社会行为和人的思想意识。

一方面，唯利益论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流行，国民精神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向前，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痴迷状态;另一方面，“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正之风蔓延，社会道德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恶化。

经济增长刺激了人们的物质需求，而收入差距、阶级差别又限制了需求的满足，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人心浮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等被严重边缘化。毛主席说：“要做个道德的人，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而在市场化的环境下，这样的理想信念被一些人唾弃，一些社会精英甚至公开鼓吹“告别崇高”。“钱是万能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是经济人”、“没有什么事是钱摆不平的”等思想观念进入千千万万家，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许多中国人深受资本逻辑的中伤，一边信奉资本逻辑，想着一夜暴富，赚大钱，一边不得不为了生存服从资本家的剥削与奴役。

就这样，一些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过早地接触到了是非颠倒、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念熏染，受人蛊惑、拿人钱财而去宣扬一些颠倒黑白、丑化本国人民的东西，就不难理解。

国际舆论层面，近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被动局面，经常失语，自己行为的解释权不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日本在意识形态领域紧抱西方大腿，利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形成的攻势乘机而为，大力开展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输出。因此，中国经常被说，被解读，被抹黑，经常“挨骂”。由于一些人对外部信息的盲目信奉，特别是对西方人、发达国家的媒体舆论盲目认从，而对国内的主流宣传一味地抵制，那么来自国外的歪曲、抹黑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说法，就容易被一些人接受。

在国外思潮的渗透下，国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四处占领舆论阵地，在网络平台尤其如此。而中国的主流媒体却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一一驳斥，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帮助人们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反而默认或是放纵这一思潮的传播，甚至帮助刊登、散播一些错误不实信息、错误观点。舆论思想界一度呈现出一片混乱局面，以至于爱国主义都被污名化，自发的爱国群众被污蔑为“爱国贼”“五毛”，在线上被辱骂，在线下被殴打。

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中的大肆泛滥，严重恶化了中国社会话语生态。一些人肆意抹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将其歪曲成了阴谋史、罪史、病史。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被攻击、谩骂、造谣、诽谤，中国人民心中的精神顶梁柱开始出现裂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样板人物如雷锋、刘胡兰、赖宁等，被造谣攻击虚无。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严重影响了中国年轻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使得中国人在整体上处于心里弱势。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精日”认为，与日本相比，中国历史漆黑一片。“精日”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基本的共识，也没有认同，对于中国的未来，更是站在日本国家利益视角进行评说，丝毫没有作为中国人该有的民族观。

“精日”不仅在国家层面仇视中国，更是在民族根源层次上挖祖宗的坟。“精日”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奴性十足。”历史虚无主义企图从文化根源上找毛病，将中国一切的不如意归罪于中华文化，妄图解构中华文化的一切传统基因。在国内“公知”的有意推波助澜下，将日本描述成一个精明能干有智慧的民族，中国人则是一团糟。

可以说，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少媒体平台的泛滥，是推动“精日”形成的“东风”。

4.教育领域的失败：精英学生唐立培是如何从正常人沦为“精日”的 

在中国，有个很突出的社会现象，总有一些极端亲日、反华的学者成为中国市场化媒体极力推崇的人物，研究日本的学者基本上是“精日”。除了这些学者之外，日本文化产品将手伸向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将其培养成崇拜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法西斯分子。一个人是如何从正常人坠入“精日”?唐立培的个人事迹是个典型。 

唐立培，2012年四川省泸州高考文科状元，从这里来看，显然是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就是这样一个好学生，极度崇拜美国、日本，传播港独观点，替台独辩护，斥责中国“你国”，斥责中国同胞“豚”、“粉豚”、“活该豚”，把颠覆分子奉为“女神”，把分裂分子视作“顶天立地”，却质疑立国之战抗美援朝“非正义”，替日杂洗地，在南海仲裁案中站到菲律宾和美国立场上，这些极端错误的思想，竟然都集中在这个好学生身上。  在中学阶段，中国学生具备基本的是非观、国家观、民族观、大局观。相对于被各种势力收买的人来讲，学生的成长环境较为单纯，对各种错误思潮缺乏辨别能力。在一些“亲日派”公知和媒体的渗透影响，而主流媒体默认或盲从的情况下，“精日”的精神世界在一开始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污染，开始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及其领导人。 高中阶段的唐立培显然已经受“公知”的影响，开始向日本一方倾斜，这个阶段的唐立培还没有做出出格的事，发表公开的“精日”言论，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情绪已经建立。在这种认知下，唐立培在高考后选择到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在香港，唐立培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国内公知与香港公知的合力下，将唐立培培养成了“精日”。

在各种错误思潮的狂混乱炸下，一方面，“精日”对于中国社会这几十年以来的现实发展状况表现出厌恶，比如中国在西方的话语攻势下表现出不自信、贪污腐化现象、官商勾结、社会浮躁之风、中国廉价货标签、频发的社会事故等;另一方面，是“精日”对自己现实处境的不满，“精日”一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只能将精神寄托在它处。

“精日”认为，中国与日本相比落后太多，一团漆黑，各个方面不如日本，日本的表现才叫优秀，而中国的表现则差太多。在日本情报机构的渗透策划影响下，国内“公知”的推波助澜下，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裹挟在各种崇洋媚日的思想中开始扩散传播。日本成为“精日”向往的国家，成为“精日”的精神图腾。

中国国民教育对日本的认知重点着墨在“二战”时期，对于“二战”后的日本较少着墨，当中国年轻一代通过其它渠道了解到日本先进的方方面面，这与教科书中的日本形象产生强烈的反差。“原来教科书里面的内容并不符合客观真实”，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是少数。

中国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艰苦、动荡的战争岁月，战争对“精日”来讲相当于讲故事，缺少历历在目的切肤之痛。正是在这种反差情绪的指引下，他们对于日本的好奇与憧憬更加强烈，日本成了他们精神领域中的“圣地”。在这种情绪的催促下，日本利用这一点，对他们进行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洗脑式的宣传，最后受此影响的人成了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精日”，专门做有辱民族尊严的事，为日本法西斯“洗地”。

应该说我们的国民教育中缺少对“爱国主义”的教育，只告诉学生日本很坏，而没有客观全面的告诉学生日本发展水平如此高，致使学生对学校教育产生了偏移。

理性看待“精日”的形成，努力学习，正本清源，才能找到对症下药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