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地缘战略 —— 底线和极限

(二) 西藏是美国永远不可能得手，因而也是永远不要插手的地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遏制中国的西藏政策是配合朝鲜及越南主战场的侧翼部分。其目的是想让新中国在西面分出力量以减轻美国在东部战场的压力。美国政府曾告诉达赖分子“美国的立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我们不应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是为了冷战需要而在利用西藏的局势”[348]。事实上美国确实是为了冷战的需要才制造出所谓“西藏问题”。但历史经验表明，美国能在这条战线上可能取得的实际成效也几乎是微乎其微，或说根本不可能。曾对西藏最有野心，其失败经历也最为惨痛的英国反倒将问题看得明白。1950年6月30日，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在致艾奇逊的电文中披露的“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就西藏问题进行的秘密谈话”认为：

【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西藏长期被认为不能进行除了名义上的任何抵抗。

英国过去在西藏的利益来自于与西藏毗邻的印度。这些利益现在被印度继承下来了。英国不再继续向拉萨派驻代表。印度已经明确表示不可能给予西藏直接的军事支持。1950年1月印度与英国协商之后，印度决定给予西藏外交支持并提供数量有限的小型武器。印度承认，如果中国决定占领西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国的占领。

任何干涉西藏的企图都是不明智的。英国对于在这个地区同中国纠缠没有足够兴趣，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会抛开印度。[349]】

英国人的这些看法基于这样的经历：西藏的地缘政治是重要的，但是西方国家若想劳师远征海拔4000米之上的高原雪域，在军事上是极难想像的，即使远征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实施占领。1899年，寇松接任印度总督后对西藏的政策从过去的“耐心等待”到“积极进取”。[350]此后就着手为控制西藏做政治和军事准备。1904年8月3日，英军曾攻陷拉萨。英军进入拉萨后大肆抢掠，但到9月严冬即将到来而不得不从拉萨撤退。英国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351]的经验。这种经验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后继者美国来说也不是一点没有：1950年印度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的为时半年的作战所需，由于“牲畜驮运是惟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352]，以至美国后来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很长的时期内需要相当巨大的经费”[353]。

其次，西方对中国西藏主权的干涉，无论如何不能绕开印度。1959年4月30日，美国代理国务卿狄龙在致艾森豪威尔的电文中提到这一点，认为“作为西藏的邻居，印度控制着通向西藏的主要通道，而且是达赖喇嘛的主人。印度是一个重要因素。”[354]因此，离开印度的帮助，美国对“藏独”的支持仅靠空投是无能为力的。而印度传统上是与英国外交接近而与美国疏远，又在北方与中国近邻，为了全力防卫印度洋必须稳定北方，因而在西藏问题上不能随意表态。其次，刚刚独立不久的印度及其与英国有着密切政治联系的领导人尼赫鲁，对二战中美国对英国落井下石的手段心知肚明，因此他们这一代领导人对美国保持着高度的防范心理，因此决不会让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如果美国控制了西藏而在印度洋有了美国的基地，那印度的安全就处于南北受制于美国的境地。印度独立后首任驻新中国大使且与尼赫鲁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的潘尼迦对此看得清楚，他说：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不错，它还没有能搞成世界海权国必备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坞等等，但是从它在对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海军联合作战规模之大，以及从它在海军建设中强调航空母舰的重要，都说明了美国海军可以远离基地作战，实际上是爱在哪里动手，就可以在哪里动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马尼拉，又占领了从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岛和关岛，真是不可一世。而对印度洋，美国战后确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联系正在大大增长。就是对伊朗的统一，阿富汗的建设，美国也是兴趣很浓。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到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以各国沿海，凡是共产主义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地区。战后的世界形势给印度洋带来的对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变成一个主要的战略性战场。[355]】

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对印度共和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356] 对于长期受英国文化教育，并对英国地缘政治学说有深刻理解的尼赫鲁而言，他在这句话中所表达的是他对存在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心脏海区即印度洋并拥有巨大版图的印度能否长期完整存在的前途的不安和忧虑，而造成不安和忧虑的真正原因正是继英国之后的美国的霸权活动。正因此，1949年12月，当美国驻印大使遵照艾奇逊指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挑拨印度政府“对中国事务的发展持半超然态度是不现实的”[357]，结果得到的却是“印度令人气馁的态度”[358]。后来的历史表明，尽管印度与中国在西藏问题的理解上有相当的距离，但它对美国介入西藏事务几乎是绝对的排斥，因为对印度而言，美国介入西藏比对中国危险更大;而如果没有印度的全力支持，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几乎就无所作为。这就决定了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及其效果只能是极为有限的。

中国的西藏问题研究者应对此予以足够的注意：既要高度警惕美国支持“藏独”势力对中国统一的破坏作用，又要明了这种作用的天然有限性。不管美国宣传机构怎么夸张，“藏独”活动最终只能是“有几个苍蝇碰壁”的闹剧而已。对此，就连达赖本人在尼克松访华后也明白了许多，他曾感叹世事炎凉，说：“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359]

其实，这一点美国人也不是不明白。1949年4月，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有识之士就对美驻印度使馆提出的干涉西藏的政策提出置疑，认为：

【做出承认西藏的决定不仅仅涉及我们对西藏的政策，而且涉及我们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我们所奉行的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向来是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个原则阻滞、虽然没有完全阻止中国被逐渐瓜分，还帮助中国通过第二次大战确立了大国的地位。这种政策不应该放弃，除非清楚地看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长期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且西藏对于我们利害攸关。[360]

事实上，西藏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重要性非常有限。由于地处偏僻、其政府和社会的原始特征、与外部世界联系有限的特点，除非得到影响深远的实际的措施的支持，不能指望西藏长期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倒向西方。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这些实际措施，承认本身并不能使西藏与西方站在同一战壕里，实际上反而可能有悖于我们的长远利益。同样利用西藏战略价值的努力，例如，作为空军基地或火箭发射场，可能遭遇不仅是地形和天气方面可怕的难题，而且还有西藏人基于宗教立场对飞机飞越其领土的反对。除非在西藏发现稀有矿藏，军方认为西藏没有战略价值。

能否采取什么实际措施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现在控制西藏沟通西方通道的印度。如果印度与西方合作，西藏作为战略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重要性就会大大减弱。如果印度不与西方合作，利用西藏作为西方堡垒的困难就会大大增加。[361]】

事实上，当年美国对其反华的“西藏计划”的有限性也不是不明白，只是由于有了朝鲜和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才强化了对达赖分离中国活动的支持力度，至于这种支持的有效性，由于配合主战场的需要，美国政府也只能是不可为而为之。1950年3月1日，艾奇逊还在发给美驻印使馆的192号电文中告诉亨德森“国务院希望印度能满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围内，继续承担援助西藏的基本责任”。3月8日，亨德森在给艾奇逊的第301号电文披露印度已向“藏独”势力提供“小型武器要求”，其提供的“军事援助在实质上应是更多地提高西藏的士气”，“而不是想像中的阻止全面入侵的措施”。[362]最让美国“令人气馁的”还是在艾奇逊在301号电文发出一个月之后，也就是4月1日，印度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假手印度干涉西藏问题以配合东亚两场战争的企图，在印度的不信任和中国的不妥协斗争中最终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