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党历来就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勇于进取的党，这是一篇对今天的党十分诚恳有意义的文章，希望有抱负有理想的党的领导同志学习后有所收获。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面临许多问题，包括一些党的干部和领导班子的领导方式和能力，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腐败现象严重等等。这些问题的确需要认真解决，否则，的确严重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影响党的执政能力。
一、为什么推进私有化将导致共产党丧失政权
首先，推进私有化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宗旨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是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区别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几乎所有执政和在野政党都认同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的目标，包括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们无不宣称自己为国家、民族利益服务，无不宣称自己是领导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人选。共产党与所有这些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仅主张实现这些目标，而且主张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这些目标，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万恶之源，使人民真正摆脱奴役地位，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使劳动人民成为财富和国家的主人。一句话，共产党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党主张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就是建立公有制经济的过程，而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经济是现代人类历史的创举。创造性的工作意味着没有现成的道路好走，因此总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和巨大挑战。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掌握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什么形式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具体步骤如何，需要建立怎样的相应机制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不断探索和试验，在实践中逐步完成，因此，中国共产党政府从不排斥改革创新，事实上，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过程就是一部不断改革创新的历史。但是，无论进行怎样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对共产党来说，消灭私有制应该是一个不能动摇的大方向。如果一个执政的共产党非但不大力建立和扩大非私有制经济，不断完善新生的公有制经济，朝着最终消灭私有制的方向努力，反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甚至通过种种方式，动摇甚至挖掉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基础，导致已经基本上消失的私有制死灰复燃，甚至逐渐占据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个党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背离了自己的根本宗旨，把自己混同于剥削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建成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而不管最高纲领还是最低纲领都要求消灭剥削制度即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个建党的初衷体现在“一大”党纲中，也体现在随后的党章中。新中国的建立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历程，见证了共产党是一个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党，它忠诚实践自己的纲领，兑现自己的庄严承诺，长期得到中国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犯过错误，出现过失误，但并没有动摇广大人民对党的信念，因为党的宗旨没有改变，错误和失误是在实现自己宗旨的过程中出现的，而这个宗旨是得到广大人民普遍认可的。
但是，如果共产党政府推进私有化，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表明共产党中途转轨，放弃自己建党初衷和宗旨，扭转了长期以来以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昭示天下的传统形象。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公有制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共产党不得不把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但是，与公有制这个磐石相比，市场经济犹如起伏不定的江海。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可能只有涨潮没有退潮，只有繁荣没有衰退，无论经济增长多么出色，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低潮。综观世界，由于经济波动导致执政党下台和政府更替的事例司空见惯。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人民有权要求一个搞不好经济的政府下台，包括那些未必对经济困难负有直接责任、但却碰巧在位的执政党。因此，对共产党来说，把经济增长当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无疑于把执政的命运押在了变换不定的事物上，极大增加了自己未来地位的不确定性。
设想一下，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波动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共产党继续坚持公有制，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经济发展即使遇到暂时困难，仍然不大可能动摇它的执政地位，因为共产党在所有制问题上兑现了对人民的承诺，只要人民仍然支持公有制，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就是不可替代的，它仍然有机会领导国家重振经济，例如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相反，如果共产党推行私有化，把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发展或者“实现小康社会”上，经济一旦出现较大波动，人民生活一旦出现较大困难，对共产党执政将带来毁灭性打击，因为这表明它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承诺。到那时，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其他政党竞争上台，如果后者宣称自己更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小康”?
亚洲四小龙和我国其他周边国家的实践表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甚至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赶超，并不必然需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在发展经济或者说“实现小康”方面，共产党执政并不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执政者则非共产党莫属，因为唯有共产党不但主张发展生产力，而且主张消灭私有制，在公有制为基础上解放生产力；不但主张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主张全社会共同富裕，平等分享社会财富；不但主张“实现小康”，而且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用“小康社会”代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任何执政党都可以把前者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惟有共产党执政才会把后者当作自己的目标。)
第二，推进私有化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改变了工人阶级作为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奴隶的地位，夺回了本来属于他们的劳动果实，随后，通过建立公有制，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变成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共产党政府代表工人阶级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其他不掌握或者只拥有少量生产资料的阶级即使长期存在，也根本不能对共产党执政地位形成实质性挑战。作为代表工人阶级这个国家主人的先锋队，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推进私有化意味着鼓励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一方面催生出新生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导致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重新沦为在市场上出卖劳力的群体，其中一些人甚至变成朝不保夕的“弱势群体”。随着工人阶级丧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由国家的统治阶级变成了被统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产党继续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地位实际上相当于1949年以前的革命时期，即代表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而它的使命应该是领导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把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目前吊诡之处在于，在现实中，共产党仍然处于执政地位，只不过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已经不是统治阶级了。这种极度矛盾的错位状况不可能持久存在，它不符合我们所有已知的历史逻辑。
随着私有化的深入，随着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不但新工人几乎全部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许多国有企业的职工也沦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基本原理说，雇佣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下的确获得了“自由”，也就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只不过，即使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公平价格，他们在劳动场所的命运也只有被榨取剩余劳动一途。无论在市场还是在工厂，资本永远处于强势地位，这是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铁律。
私有企业的壮大必然造就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从自己拥有的企业/商业的工人身上不断获取利润，积累财富，随着财富增长，他们必然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以便保卫自己的利益。市场化和私有化越深入，资本家阶级掌握的财富越多，他们寻求政治主导权的愿望就会越强烈，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实力也会更强大。从长远来看，如果私有化方向不变，总有一天，资产阶级会形成自己的政治代表，谋求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权力，直到最终掌握国家政权，名正言顺地按照他们面貌改造整个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想变成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在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面前就会越来越无招架之力，被迫下台只是迟早的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进私有制、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共产党亲手造就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过程。
有人提出，共产党可以驾驭资产阶级。但问题在于，究竟是共产党驾御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驾御共产党，不取决于共产党本身的愿望或者意志，而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指望依靠意志力量维护自己执政地位不过是一厢情愿。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思想、教育等非物质力量作用有限，因为批判的武器永远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甚至变成了“弱势群体”，连共产党政府的正常运做都越来越依靠资产阶级纳税，共产党又能依靠什么来驾驭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呢?在不少地方，“能人”即有钱人已经取代了共产党，公然、合法地成了地方经济或村民致富的所谓带头人，致使群众开始把富裕的希望从共产党身上转到了这些富人身上，以前指望和依靠共产党，而现在则不得不指望和依靠有钱人。在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事实上向富人出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同时把群众推向资产阶级怀抱。
资产阶级并不真正支持共产党，也永远不会支持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在目前共产党仍然执政的情况下，他们表现出来的服从不过是生存之道，他们在等待自己的成熟，也在等待共产党本身的演变。只要私有化大方向不变，时间就在他们一边。一旦势力壮大，时机成熟，他们必然自立门户，或者寻求政治代理人，或者公开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参与政治，与他们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一样主导国家政治，根据资本家的利益制定保护资产阶级法权的法律和秩序。
面对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和日益衰落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很可能不得不悄然改变自己的立场，用某些貌似中性、实则暧昧的提法，模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淡化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力图通过改变自己，向有产者/资本家阶级靠拢，获得他们的拥戴和支持。“三个代表”(即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出，正是在现实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压力下，共产党谋求政党转型的一个初步表现。事实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从建立之初开始，从来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提出“三个代表”，实际上是向“全民党”转型的一种暗示，而接受资本家入党等具体实践，正好暴露和验证了这种提法的真实意图。只要允许资本家入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便会蜕化为业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而所谓“全民党”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过渡形式罢了。
所以，不要说共产党变成“全民党”已经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即使中国共产党真想成为一个全民党，打算代表相互对立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在实践中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尤其在阶级分野日益分明的今天。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共产党不但抛弃自己代表的无产阶级，脱离其他劳动大众，同时，除非心甘情愿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否则，也会在被利用之后遭到日益渴望政权的资产阶级抛弃，最终陷入孤家寡人境地。
第三，推进私有化极大削弱共产党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
在“国退民进”(实质上是“公退私进”)过程中，维持政府职能的经济来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共产党不能不越来越依靠来自私有企业的税收过日子。这种经济依赖性必然改变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和服务对象，从根本上限制了共产党执政的效率和行动能力。这个问题越往基层越明显。目前，全国县级以下国有企业几乎消失殆尽，私有企业成为所谓“利税大户”，没有这些企业纳税，地方政府甚至不能保持正常运转。这就把把共产党基层政权逼进了一个死角，私有企业成了共产党政府的衣食父母，除了依靠他们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开始媚富、傍大款，直到官商勾结，沆瀣一气。事实表明，一旦丧失了公有经济的支撑，一旦私有企业变成政府收入的基本来源，官商勾结具有必然性，不这样做反而是不正常的。
按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政府必然被要求向纳税户提供相应的服务，于是，“为纳税人服务”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政府话语中，大有取代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这个传统口号的势头。说到底，正是由于私有化的发展，使新兴资本家阶级变成了所谓纳税大户，给了他们要求共产党政府为自己服务的权利。
不仅政府税收要依靠资本家，而且地方经济发展也要依靠资本家，资本家阶级从而获得了要求政府为自己服务的双重资格。越来越依靠资本家阶级的共产党政府，不能不与广大劳动人民形成对立，这在发生劳资冲突的时候尤其明显。这时，本应代表工人阶级的一些共产党基层政府，出于自身生存和地方经济的考虑，生怕伤害了资本的利益，因此常常不惜牺牲劳动者利益来“维护良好的投资环境”，为资本家利润积累创造条件。的确，假如各级政府自己不掌握生产资料，如果不依靠有产者投资和组织生产，又能依靠什么来“繁荣”当地经济呢。
这种利益关系大大损害了共产党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尤其在地方，私有化迫使共产党政府越来越依靠私人资本，结果，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完全服从中央，在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其决策和行为越来越摇摆于两端之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指示，还是满足当地“纳税大户”的需要?是服从全国大局，还是地方利益为先？衡量的天平越来越向地方资本势力倾斜，导致中央政令不通，上传下达渠道阻塞，共产党令行禁止的非凡行动能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管不了地方的现象愈演愈烈。共产党越来越说到做不到，即使有心杀敌，也难免无力回天。
共产党历来以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著称。但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心想事成的记录可以说越来越糟，基本是想什么，偏偏做不到什么。说要“共同富裕”，实际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说要在20世纪末消灭贫困，实际上不但目标没有实现，贫困问题反而变成了社会痼疾;说要反腐倡廉，实际上腐败之风越刮越盛，甚至不少地方的干部前腐后继，成片烂掉;说要搞好生态环境，实际上环境治理投资不少而成效甚微，滥用资源和破坏生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说要保持社会稳定，实际上“群体事件”呈增长趋势，刑事案件频繁发生，自杀死亡数字惊人，矿难死伤人数排到了世界前列，社会安全感大大下降;等等。其他一系列问题，例如官员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偷税漏税、各种违规操作、吸毒贩毒、嫖娼卖淫、赌博、卷土重来的传染病、失学、失医、造假、圈钱等百姓关心和痛恨的问题，中央三令五申，多次提出要加以根治，实际上没有一个得到彻底解决。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社会丑恶现象，现在几乎无一不能在中国找到，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现象在人们眼中慢慢成了“正常现象”，成了社会生活的“天然”组成部分。这说明，中国政府越来越把中国视同于其他社会，而人民也无可奈何地越来越不指望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了。
的确，与亚非拉美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目前，除了GDP增长较快这种数量差别之外，以及除了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之外，中国在经济社会体制上与它们已经没有明显差别，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与某些同等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教育、医疗、全民文化等领域也已经丧失了任何优越性。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资本主义国家。
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会说到做不到?一个解释是，如果中国政府真心想要实现某些目标，凭借共产党的传统强项，即强有力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它是不难做到的。但在现实中，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的确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很难把这种现象完全归因于共产党有意放纵不管、任其发展。真相在于，共产党的办事能力已经大大减弱，在一些情况下，它非不为，实不能也。
导致共产党治理效力降低的元凶就是私有化。一方面，私有化导致产生两个决策中心，除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公开的决策中心，还有掌握财富和生产资料者这个潜在的决策中心，后者对前者形成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对其行动能力发挥严重掣肘作用，往往使党的决策不了了之或者功亏一篑。另一方面，私有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推进私有化把劳动者变成打工仔，他们直接听命于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雇主，这与公有制条件下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对群众而言，政府既然不能提供就业，保住饭碗当然比响应党或政府的号召更重要。这就使共产党与劳动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对群众的号召力也必然越来越低。
动员和组织群众本来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力量所在。如果不能依靠和组织广大群众，共产党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组织涣散，行动不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法律法规多么健全，法制建设多么完善，并不能真正增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一点，看看我们近年来的实践，再看看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政府在治理国家上的无能或低效，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