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部分：理解文化大革命
理解毛泽东，最本质的问题是理解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中最灿烂的篇章，是毛泽东超越其他一切伟人而成为“伟人中的伟人”的唯一原因。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是毛泽东晚年犯下的错误，而且是他光辉的一生中最光辉的一笔。直白地说，凡号称崇拜毛泽东而理念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假毛派。【2011注：比如那些个号称毛泽东的粉丝的企业家们，他们只学毛泽东的术，对毛泽东的道避之不及;他们用毛泽东的动员方式来鼓动雇员卖命干活，却掌握着全部的剩余索取权。这是最大的不道德。】
文革的本质是什么?文革是“平民与权贵的一场博弈”，是普罗大众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挣脱精英的愚弄但最后归于失败的一个悲壮历程。一位朋友曾说，今天老百姓受资本的愚弄，过去受精英的愚弄。我认为，这不是个全面的认识，文革是一群暴民也好、傻子也好、草民也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企图挣脱精英集团、官僚集团的愚弄和压迫，为建立一个大同之世所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对抗新的压迫集团，就是性质发生了异化的中国共产党本身。另外一方面目的是兑现人民大众的宪法权力，比如说结社权、言论自由权。至少在文革中的某一个历史阶段，老百姓是可以自由结社的，可以搞这个派那个派的，可以公开发表政治言论。大字报是被自由派人士所看不起的，我为此曾跟一位此类朋友讨论：即便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你要捍卫我说话的权利，你认同这个理念吗?他说他认同。我说，那你为什么认为只有知识分子写书发表文章才叫言论自由呢，我没什么文化，写个大字报，可能文采不好逻辑混乱，但凭什么就不是言论自由了，大字报是不是老百姓的言论自由?他说不谈了不谈了。这个问题他可能回答不了，也可能不愿面对，总之，所谓自由派人士一向采取这种暧昧的态度来阐释与文革有关的一切事情。我们必须主张，大字报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实现形式，大民主也是民主，而且是更纯正的民主。网络时代的到来，重新唤起了大字报的精神，我们在网络上可以随便贴帖子开博客，这就相当于大字报啊。决策如果仅依靠官僚集团的信息系统的话，那一定是很片面的。我们已经看到，网络上的民愤沸腾促成了很多事情的变化，连温家宝都说常去网上看，要看网民怎么说。总理通过互联网看的不就是看大字报吗?刘涌案的改判就是在老百姓群情激愤的压力下发生的。如果没有网络大字报，上面很可能根本不知道相关情况，官僚系统会把社会控制住，让民愤没有机会释放。有人开玩笑说，毛泽东是多么的超前，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在没有办法通过网络灌水的时候，找到了让老百姓写大字报的方式来表达意见，这就促成了决策过程的民主和政治博弈的平衡。【2011注：那时候还没有微博，世界变化真是快。】
毛泽东对共产党自身或者说官僚集团的判断，跟他对知识分子的判断类似，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他本来没有认为官僚集团在蜕化为新的剥削阶级，而是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通过教育和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解决了，他只是强调，干部不要老摆官架子，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等。直到1956年的时候，他还在强调我们不能像斯大林那样老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搞多了会影响建设。
官僚主义作风发展最严重的时期，是大跃进告一段落和文革之前，即从1960年到1964、1965年这段时间。那个时期毛泽东已经退二线了。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说毛泽东是为大跃进的失败负责，才不得不引咎退到幕后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从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就决定要退到二线了。当时有规定，只有一些重大的决策，刘少奇他们觉得定不了的，才需要去找毛泽东。涉及到宣传的政策方针必须要拿给毛泽东看，其他一些具体事儿他是不过问的。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定下来要正式退二线，下一届国家主席不当了，这是党内的决定，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有步骤的安排。还有人会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检讨，说明他在党内外的威望下跌了。这也是不对的，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反击的开始，是他第一次清晰地对官僚集团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官僚集团在变成修正主义，要重走资本主义路线。前面谈经济发展战略和取向的时候，我们提到刘少奇曾经把大企业都收到中央来了，就是发生在1961年。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那个时期，完全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建党，不讲民主光讲集中，光发展城市不发展农村，光注重干部的利益不注重群众的利益。那几年毛泽东退到幕后，整天在读书，对党内和政府内部的具体事务一不发言二不插手。他在幕后观察到这个倾向，才又走到前台。
这是两种路线的斗争，而不是简单的人事斗争、权力斗争。我简单的概括了一下，有几种矛盾凸显出来：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坐天下;是独立自主还是走依附型路线;是自下而上依靠人民，鼓励人民的这种创造性、自发性，还是自上而下压制人民。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代表的两种发展取向的对决。例如，毛泽东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鼓励老百姓造反，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是这样的，他们一直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派钦差的方式。比如四清运动的目标是发动农民起来监督干部，但刘少奇的办法就是派工作组下去，派工作组下去就是钦差嘛，先找老百姓谈，老百姓一诉苦说这个生产队有问题，工作组就收拾生产队队长。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之后，中央发出号召是要老百姓要起来造反的，结果刘少奇等人却力图把文革演变成另外一次反右，还是派工作组下去，一共派了400个工作组，一个工作组25个人，加起来就是一万人。一万人出去干吗呢?镇压老百姓，比如有大学生写大字报揭露校长有官僚主义作风，好，工作组来了就给写大字报的学生定性为反革命。因为你反了当官了，你反了党员，所以你是反党，是反革命。这就是毛泽东控诉“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的历史背景。毛泽东和刘少奇各自坚持的是两种不同工作方法，两种不同思路，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两种道路的斗争，不是权力斗争。
毛泽东的理想是建设一个新中国，彻底的建设一个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全新的社会。在西柏坡要进北京的时候，他说，“再过几十年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会使人感觉那好像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共产党打下了中国，夺取了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他是客气客气，但毛泽东是当真的，可是他手下的那些人，所谓“跟着走”的那些人，未必也像他一样当真，觉悟上差了一点。他们没有那么坚定和彻底的革命理念，很大程度上还秉承着农民起义的思维，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到革命公司投资入股，毛泽东带头搞革命，他入个股，打完天下毛泽东当皇上，我要个官当。很多人是带着这样一种思想加入革命队伍的，革命成功以后还坚持这种思维，国家稳定了，这种思维也就跟着放大了，坐天下的范儿就出来了。毛泽东尝试要从文化改造入手解决这个问题，他批判《武训传》，批评传统文化，就是为了要改造这种旧的思维，不能打倒了压迫者，却在文化思想上成为压迫者的奴隶，自己也蜕变成压迫者。毛泽东希望共产党在打倒压迫者之后不当压迫者，这其实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人，改造文化。问题在于，毛泽东走得太远了，回头一看所有人都跟不上，他就很着急，可他也没有办法。在那几年里面，他说过很多，但效果不好，表面上他的权威是不可撼动的，所有人都在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油盐不进。这与今天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十七大开完了，精神层层传达，领导干部表面上都表态要好好学习，但不代表他心认同了执政为民的理念，真的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民生上。精神不进到他脑子里去，传达和学习就只是个程序性的工作，喊完口号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在在大跃进之后到文革之前，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各级各地的领导干部，口头上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际上一天天在变得像官老爷。用毛泽东的话讲，他就像一个死了的活祖宗，牌位还在，没人敢公开对抗，可是他说的话没有人真的听。
所以1966年文革高潮期间，毛泽东在过生日的那天讲了一段话：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各位，请认真读一下毛泽东的这段充满感情的话。很多人一边高调提倡不要从动机上对他人进行质疑，一边恶毒地揣测毛泽东的动机。毛泽东发动文革阻击旧秩序复辟，他们说毛泽东就是想维护自己的权力，自我神化;毛泽东为了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亲儿子，他们说毛泽东是想搞家天下，让毛岸英去攒点履历好接班。那我们就谈谈动机吧，毛泽东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他就是如此的高尚，高尚到另人不可想象的地步。即便有人说毛泽东是在撒谎，在演戏，那么一个人终其一生撒这样的谎，我也愿意当真话听。
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博弈斗争。有一个重点要提示一下，很多人说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变成了毛泽东的一个罪名，毛泽东在这点上是冤枉的。毛泽东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是挑动群众斗官僚集团，转移矛盾、调动群众斗群众的是官僚自身。官僚集团为了自保，会想出各种办法扭转斗争的方向，当群众运动的矛头指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蛊惑了另外一批群众，去抵挡斗他们的群众，发展到极端就是两派红卫兵之间的武斗。是毛泽东一直在呼吁，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益上的冲突，不要内讧。关于这个复杂的过程，老田做了大量的卓越的研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找他的文章看。
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时候就结束了，所谓“十年浩劫”是为了对毛泽东进行污名化而派发的另一顶帽子。最后是毛泽东做了妥协，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有点天下大乱，又发生了武斗，军队也卷进来了，整个国家的基本秩序出现了问题，他只好退让了。毛泽东相信，官僚集团刚刚被老百姓斗过一次，经过了一段群众运动的洗礼，其官僚作风会收敛一点。毛泽东的设计是，文革要七八年搞一次，慢慢来，不必一步到位。【2011注：文革的激烈程度取决于人民对官僚的积怨有多深。在一次群众运动后，官僚主义必定会受到遏制，官僚在群众运动随时可能重来的压力下，会克制自己的行为，如此，在人民中产生的不满程度会降低。如果有下一次文革发生，冲突的烈度必定会有所下降。按照毛泽东对文革的设计，群众运动引发的社会动荡程度将像趋于轻微，最后趋近于零。这就是所谓的“从大乱到大治”。大治是靠群众的制衡得来的，仍然是“用战争消灭战争”的逻辑。后来，邓小平宣布永远不搞政治运动，在失去了制约之后，官僚集团就毫无顾忌地走上堕落的不归路了。】
文革的后果是什么?没有人可以否认，文革导致了社会动荡和混乱。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也没有人企图掩盖这个。但正是在文革结束后，也就是九大后，毛泽东在民主制度设计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搞一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就是说官员不是职业化的，是随机产生的，谁都可以当官，当官不是靠选举，而是靠是抽签，是那种最本质意义上的民主。谁抽到签谁当官，而且当官不是一个特权，这才叫真民主。文革结束后出现了工人副总理，出现了农民副总理。大家都知道陈永贵，可是1975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选出了12位副总理，其中有些人不那么著名，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我从一本杂志上读到，原来还有一个工人出身的副总理叫孙健，这个人是天津的，1975年经正当程序成为副总理，1978年没有任何说法被免去职务。孙健1997年去世了，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当“经营经理”。陈永贵虽然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职位变动待遇不变，比如说陈永贵还在原村里领工分，就是工资待遇不跟着走。这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尝试，毛泽东企图切断当官跟发财之间的关系。陈永贵的工作方式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回村参加劳动，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做调研。有人说，农业也不是农民管得了的，这是乱搞。的确，这是个问题，管农业跟种地不是一回事，可是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一想，不识字的人可以当老板，他雇佣的人识字就行了，老板的工作是做决策。同理，农民当副总理也没什么问题，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懂技术性问题就可以了，他需要的是懂农民，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更符合农民的利益
文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的，但决没有让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文革期间一直讲抓革命促生产，从来没有把生产撂下来，要求的是工人在八小时工作之外才参加革命。还要看到那个时候的成就，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两弹一星等重要的科技成果都是文革前后产生的，卫生下乡、教育下乡等一系列举措更是让农村的公共事业有了极大的改善。
【2011注：文革的历史很复杂，研究也远远不够，我个人对这段历史的掌握是有限的。这里要补充的是一个分析文革和毛主义的理论视角，是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在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一书中提出的。我阅读过该书的部分章节，目前手边没有原书，只能靠记忆，根据我自己的理解进行复述。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出版于1968年，文革尚在如火如荼中，考虑到作者在研究中所需资料的欠缺，更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深刻的洞察力。
一个社会是不是民主的，即是不是由人民来统治，最终反映在政权(State，一般对应为国家，但不确切也容易引起误解，还会出现‘中央国家’和‘地方国家’这种看起来就很怪的词)与社会(Society)的关系上，即政权是压制社会的还是被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的。
关于政权和社会的关系，有自由主义的解释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自由主义从丛林状态或无知之幕的假设出发，认为人们为了摆脱“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状态，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组成政权，所以政权的目的仅在于保护个人的自由不受侵害，是服务于社会的。但自由主义的解释有至少两个问题，一，这种解释是非历史的也是非政治的，人类历史的演进不是这样的;二，这仅仅是一种应然的假设，可以用来批评现实，但没有能力指导现实。自由主义者们从逻辑起点(即对原初状态的假设)出发后，很快就忘了这仅仅是个假设，混淆了批评现实的功用和指导现实的功能，甚至将这种解释当作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概括。比如，“民有、民治、民享”到底是描述一个理想的政权的愿景，还是对美国现实的描述?很多时候就分不清楚了，用乱了。我个人基本已经抛弃了自由主义，我不认为它具备任何阐释现实和指导现实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对政权和社会关系的理解，则即是历史的也是政治的，对人类学成果的大量借鉴就是一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获得了优势地位的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且，政权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疏离(Alienation,指原本自然地同属一体的事物发生疏离的现象，一般翻译为异化，容易引起误读)，而且是不可逆的，即便通过民主形式产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也终将如此，蜕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压迫力量。毛主义对政权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承袭了马克思主义，并力图寻找到破解政权与社会持续疏离(异化)的方法，即防止政权蜕化为社会的压迫力量、破坏力量，实现真正的民主，实现社会对政权的控制。
毛泽东的解决方案是，让党成为理顺政权和社会关系的工具：通过革命的工具(共产党)实现对政权的捕获(State Capture)，将政权掌握在党的手中，与此同时，让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扎根于社会当中,代表社会的利益。即，代表社会利益的党行使对政权的控制权，政权就被置于社会之下，不会成为一股异化了的恶势力。这是一个理论上完美的设计，毛泽东将共产党视为实现民主的工具，当作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摆渡人，所以共产党不能有任何的私利，而且是要消亡的。共产党应该起的作用生动地体现在他的诗句中：“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这个理论上完美设计有一个最脆弱的地方，就是群众路线。党控制了政权，不会有主观意愿放松，但党有摆脱群众路线的冲动。一旦党脱离了群众，不再代表群众的利益，毛主义的政治制度就彻底变质，党成了特殊利益集团，通过对政权的掌握压迫社会，结果就变成一个最糟糕的体制。从1950年代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发展的趋势，他放狠话，说共产党有可能法西斯，到时候还需要人民起来打到他。美好的东西都脆弱，正如武林高手都有自己的命门，毛主义的脆弱之处就在于难以持久保持群众路线的纯洁性，群众路线就是毛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共产党背离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原因。他把党作为文革的首要对象，让群众起来如洪水一般将党淹没，力图以此做到让党不脱离群众，维护政治体制的完整，捍卫民主。
这是我对舒尔曼阐释文革的理论框架的粗浅复述，我个人深深叹服于舒尔曼的洞察力和理论解释的能力。在舒尔曼的观察出版快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简单地把文革描述为毛泽东的权欲熏心，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他们的浅薄无知和道德情操方面的下作是多么的可笑。
顺便说一下邓小平。左派讥笑他不读书不看报，什么都不懂。可能不是这样，邓小平是个高手，做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看似浅薄，可他准确地看到了毛主义最脆弱的地方，以“永远不搞群众运动”一举摧毁了毛泽东建立的体制。其他的浅薄之论可能只是障眼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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