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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遇罗克 ——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2020-12-15 18:42| 发布者: sxm| 查看: 12254| 评论: 1|原作者: 伍中豪|来自: 少年中国评论

摘要: 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一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却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呢?

纪念遇罗克: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4/1/2016 posted in  史海沉钩  

作者:伍中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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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曾写《出身论》等一系列围绕“出身”问题的文章。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第一期的《出身论》,全国反响巨大。遇罗克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任何一个人都会陷入深深的疑惑,《出身论》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政治观点?《出身论》与文革初期甚嚣尘上的《血统论》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遇罗克因何而被处以极刑?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文化大革命说起,必须从红卫兵运动说起。

新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伏笔,早在1953-1956年三大改造时期就已埋下。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伴随着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开启了全面向苏联学习的进程。而苏联的体制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一句话,“干部决定一切”。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党政官僚集团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

1956年工资改革,分级制取代了供给制。干部的24级工资制将月工资分成了45元到560元共24级。同时每一级都有对应的福利待遇。尽管宣称是按劳分配,但是如此大的差距是否真的按劳分配是值得怀疑的,更不用说一些人利用公私合营中的一些漏洞来以权谋私,使得其工资远远超出规定的标准。有些干部或“体制内的人”的工资甚至超过了他的标准工资的七八倍。

“延安道路”简单扁平的管理让位于专业化机构和严密的科层制。随着大企业的建立,苏联极其推崇的一长制也开始在中国推行。在这之中,关键是一个有明确职责和权限的厂长,即“个人管理负责制”。他只向上级下达的经济指示负责,对工厂党组织的听命越来越少,党只负责思想工作。这种工厂中千万人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的做法又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而管理干部中实行的24级工资制和技术人员中的15级工资制都使得他们获得了相当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最终工厂中形成的是两个官僚精英集团:一个是作为企业单位管理者的政治精英,另一个是现代经济部门必需的工程师、科学家、厂长组成的技术精英。

而对于工人来说,他们被要求服从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显然,这种集中式的高速工业化需要近乎专制的劳动纪律,专业的规划,社会的稳定。那么群众和群众组织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就是次要的东西被扔在了一边,允许他们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空间越来越小。工人之间的工资和待遇由于8级工资制也开始拉大。工厂越来越强调物质刺激,但这当然更加有利于技术工人和有特长的少数人。因此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也日趋加大。同时,工会的独立性也越来越低。

一些人指责道:共产党人已经抛弃了革命传统,正在变成一个“新阶级”。共产党人正在制造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不是致力于消灭不平等。如:“党在过去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时候是站在群众中间;解放后,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不是站在群众中间,而站在群众背后统治群众……(领导的)职务不同不是身份不同。一些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当官的,就是在吃饭和看戏时他们也要有专门的位置。”

人们指责党的官员和干部采取传统达官贵人和国民党官僚的态度,并享有相似的特权;他们住在特殊的住宅里,雇有佣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就读,享受专门的度假胜地、娱乐设备和医疗条件——所有这些都与群众无缘并且以牺牲群众的利益为代价。

一位批评者问:“那些享有很高生活水平的人是谁?”“他们是党员和干部,过去他们穿着草鞋,但是今天却坐着小轿车穿着是中山装。”一位老革命者在致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得出结论说:“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即便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萌芽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一些人批评工人未能参加工厂的管理,没有自由工会,以及在城市无产阶级中制造分裂的工资差别制度和奖金制度。党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农民,以及党从劳动群众那里占有日益增多的社会的产品份额的权力,这意味着将产生一种存在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新的分裂。

毛泽东尝试过多种方法来克服党内官僚主义的问题。包括利用体制内手段进行清洗、借助党外力量如知识分子等。但是在经过“高饶事件”、“整风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四清运动”之后,毛泽东越来越清楚认识到,通过常规的政治运动已经不可能解决。清理一批官僚主义者的同时,新的一批又在产生出来。而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官僚集团用种种手段(后文会陆续提到)最大范围内保存自己而打击其他社会力量。例如整风反右过程中,毛泽东最初估计右派有5000人左右,后来这一数字不断上升。邓小平在主持反右工作时批判“温情主义”,主张对右派严厉镇压。后来还出现了按指标划右派的状况。最终,55万知识分子,约占总数的10%,被划为右派。

在60年代初,原本并未消除的不平等在持续扩大。这体现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也体现在阶级内部之间。比如说城市中,党政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工资与普通平民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他们还有更好的福利保障甚至是特供商店。而工厂中的物质刺激和奖金制度也更加有利于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而不利于普通工人。由于体制和人的因素,这些制度与其说是在提高人民的积极性,不如说是在为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提供温床。这是因为,在集中的管理体制下,生产资料的管理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尤其是在“一长制”的模式下),很容易把国家给予的福利和奖金政策变成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党的干部利用“物质刺激”制度“自己刺激自己”,从而导致资产阶级法权不断扩展直至形成政治集团。在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就发现苏联的特权阶层正是来源于其高工资高奖金高福利的制度,针对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论述一针见血: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中国也是如此。到1956年,最终在城市和农村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旧社会的剥削阶级都已被消灭。代替他们的是一支庞大的不断发展的国家和党的官僚队伍,正如在苏联一样,取代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旧阶级而出现的,是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新官僚阶级。到60年代随着一系列的措施,这个与工农有着相对立的利益关系的“新阶级”已经逐步成型。因此毛泽东提出了更为严重和不祥的警告:“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于是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是具备可持续性的,是与经济建设并行不悖的。

从文艺批判开始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随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艺批判运动逐步在全国展开。这一类文艺批判运动大家都习以为常了。1966年2月4日,北京市市长彭真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制订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经刘少奇批准后,成为这次文艺批判运动的纲领。彭真等人希望把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很快各地领导都加入了这场批判运动中。

在1966年初,斗争主要在中央展开,即围绕要不要持续扩大运动的态势,把文艺批判运动变为政治运动。文化激进派(如戚本禹)以极其上纲上线的笔调攻击吴晗,而毛泽东激烈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5月4日至5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摊出“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彭真等人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文艺批判领域,要求运动必须要有党委领导,因此与江青、陈伯达等人发生严重分歧。

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它宣布撤消了原先的《二月提纲》,并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重新设立崭新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后来陶铸也担任顾问),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的结尾加上一段话: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点名批评北大党委领导领导限制运动的发展的做法。可想而知,如此“大胆放肆”的言论遭到了北大党委的“官办运动”的激烈批判,聂元梓被打为“邓拓帮凶”、“叛徒”、“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大坏蛋”。但是,聂元梓的大字报迅速得到了高层的支持,毛泽东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来又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它的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对聂元梓大字报全文登载并且给予极高评价。一场文艺批判运动迅速上升为对党委的批判,在学校中掀起了巨大的风暴。

五十天专政

在中央对聂元梓大字报予以重视和肯定的鼓动下,一些学校学生开始积极批判学校党委,批判政治运动的官办形式。

不过当然党委的人也不会傻到心安理得地接受学生们的批评。他们使用了一种被称为“抛”的战术,抛出无数个“小三家村”“小燕山夜话”、“小吴晗”,说白了也就是寻找替罪羊,意思就是说不是党委把问题搞坏了,学校里的那些老师们才是罪魁祸首,党委现在打倒这些人“以谢天下”。也就是让学生们把对校党委的不满发泄到老师头上去。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一语道破天机:“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在中央一级,被刘少奇、邓小平“抛”出的就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负责中南工作的陶铸、王任重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这个插曲却意味深长,它表现了这么几点:首先,党政官僚系统已经强大到可以驾轻就熟地转移社会矛盾,比如像这样把学生平日里积聚的对于学校行政系统的不满发泄到老师的身上。这样强大的矛盾转移能力导致支持革命的力量想要前进就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文革中一方面由于党政官僚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而转移矛盾,另一方面底层力量的相对组织性的缺乏,导致了文革中斗争形势的复杂化。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在支持并扩大了学校领导的“抛”战术的同时,很快把在四清运动中在农村所做的那一套搬到了学校中。主要参考的即王光美的所谓“桃园经验”,也就是派工作组下基层秘密扎根串连、严密信息控制、“大兵团作战”、“给群众排队”、“洗手洗澡”、“下楼放包袱”,使政治运动的操作程序进一步标准化,精致化。工作组还组织了一批干部子弟来协助运动的开展,高层领导也通过他们上学的子女了解基层运动形势。很快,被揪出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工作组和官办学生组织的残酷打击。文革中知识分子是最容易受到进攻的阶层,各派都对“资产阶级权威”犯下过不可饶恕的暴行,但最先把意识形态批判上升为暴力行动的正是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和学校里的干部子女。如一位学者称:“在没有特权的社会集团成为党组织选择的牺牲品的同时,最有特权的阶层即干部子弟成了党组织的主要同盟军。”显然,工作组的这种方式一开始就与要求批判党委的学生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

更典型的,我们首先看北师大第一附中的例子(刘少奇次女刘平平在此校上学):

6月9日,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通过刘平平等人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10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是‘四类分子’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危言耸听的言论搞得人人自危,互相揭发。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甚至故意制造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随着工作组对于学生的残酷镇压,学生们对于工作组的反抗也愈演愈烈。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红卫兵

此时围绕着撤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争论在学校中白热化了。这时候学生已经明确分裂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表面上看造反派有着更好的群众基础,但是在这个时候,且不说社会上的人对于批判党政官僚有所疑虑,即使在学校中,造反派往往也是那些在50天专政中带头反对了工作组的人物,如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等人。许多平民子女并没有对于批判工作组乃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系统认识。而即使是在已经参与了斗争的造反派之中,也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组织结构。因此尽管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是面对整个一个官僚控制的国家机器,他们仍然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因此,他们之后的任务,一是发动更多的平民学生,乃至发动普通群众,二是加强自身的组织架构。至于保守派则是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阶层,最典型的即各个学校里的高级干部子女。前面说过,工作组扶植了一批干部子女领导的组织来协助运动的开展。高层领导也通过他们的子女来掌控运动形势。在50天专政中他们已经依附于工作组,显然,他们自身特殊的身份以及工作组赋予他们的组织性使他们成为了一支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到了8月份工作组虽然撤走,但是干部子女仍然可以利用其影响力操纵新成立的“文革会”、“筹委会”、“红卫兵”等组织机构控制运动的方向。

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后,毛泽东向清华附中那个叫“红卫兵”的造反派学生组织写了一封信。它被工作组认为是“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在“反干扰”中许多类似的学生组织被解散,但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最终坚持了下来。也就是说“红卫兵”在最开始只是一个造反派学生组织的名称,而并不是一种特指的政治组织形式。但是,在毛泽东表达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后,一方面当然是造反派得到了领袖的支持,底气更足;另一方面却是由于领袖支持了这个叫做“红卫兵”的学生组织,那些掌握学校文革领导权的干部子弟们便把他们操纵下成立的学生组织都叫做“红卫兵”,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主流。正式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风暴。由于原本势不两立的两派为了争夺道义制高点都管自己叫做红卫兵,使得一些人自然就得出了这样的逻辑:“红卫兵干了许多暴行,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所以……。”我们在回头看待这段历史时,必须分清“造反派”和“保皇派”红卫兵的区别。

文化大革命初期高干子弟中著名的红卫兵头头有:

刘涛,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付主任、校临时主席团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鹏飞,主持军委工作的元帅贺龙之子,清华附中“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凤,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之子,清华大学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及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菊芬,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三临”(校“文革”临时敌委会、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

胡劲波,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之子,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新民,中央监察常委王维舟之子,“三临”的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

王苏民,四机部部长王铮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谭力夫,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

刘允若,刘少奇之子,七机部工作组。

刘允真,刘少奇之女,丰台农业学校工作组。

刘平平,刘少奇之女,师大一附中革委会主任。

刘婷婷,刘少奇之女,师大女附中革委会委员。

邓榕,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之女,师大女附中革委会委员。

邓琳,邓小平之女,中央美术学院革委会副主任。

邓朴方,邓小平之子,北大校党委委员。

贺捷生,贺龙之女,北航红卫兵。

薄熙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之子,“联动”成员。

孔丹,中央调查部长孔原之子,文革红卫兵头头。

董良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革委会的头头。

杨冀平,北京军区司令杨勇之子,北京矿院附中红卫兵头头。

胡德华,北大附中红卫兵头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儿子。

王小平,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女儿。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副总理宋任穷之女。

文革中出尽风头的陈毅三个儿子,陈昊苏、陈丹淮、陈晓鲁。

1966年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它以父母亲戚级别在行政13级(副市级或正县级)以上的学生为骨干。领导者是孔丹、秦晓、陈晓鲁等人。组织领导层的级别是以他们父母的级别来排序的。这个组织最核心的宗旨就是保护老干部,也就是他们的父母。西纠曾经发出通令:任何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我们可以通过保守派红卫兵的行为,清楚的分析出他们的目的。保守派红卫兵的根本目的即“保皇”,通过有组织的规模行动控制社会力量,迷惑、控制普通平民子弟,对“黑五类(地富反右坏)”实行迫害。通过破四旧等活动对社会进行大肆破坏,以形左实右的方式扩大打击面。不禁让人联想到他们父辈所熟练运用的“扩大化(邓小平将右派数量扩大了一百倍)”、“抛”等转移斗争目标的方式,而事实上这些保守派红卫兵的许多行为本就是得到其父辈的支持和暗示。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血统论

血统论的出现,是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传播极广,破坏性极大。血统论最早出自一幅名叫“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在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组织的当晚贴遍北京各大高校。我们分析一下这副对联。文革的目标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键词是“党内”和“当权”。而血统论宣称“老子英雄儿好汉”。“英雄”是谁?自然是昔日的革命英雄,今日的当权派。而“老子反动儿混蛋”,自然限制了一大批人参加运动,即使要参加也要先接受“自来红”们的 “教育”。这样,保守派就可以在运动中始终占据领导地位,从而把运动引向他们希望的轨道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血统论是党政官僚利用学生运动抵制文革的最核心的手段。

这里引用遇罗克《出身论》开篇的一段话,可以看出血统论当时的恶劣影响。

“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一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却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呢?

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唯出身论。

过去各中学所普遍执行过的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子不是别的,也正是反动的唯出身论。

反动的唯出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分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分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还是它,使许许多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志至今坚持其错误。还是罪恶的它,使多少同志至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面畏缩恐惧!

同志们,这样可恶的东西,不打倒它,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打倒它,哪里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不打倒它,中国的颜色就必将发生改变!”

——《出身论》

这幅对联的发扬光大者是谭力夫(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北京工业大学贴出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把血统论推向了新高潮,该大字报由该校学生谭力夫、刘京创作。它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辩护道:“‘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不是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要把对联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

运动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腐蚀党这个“先锋队”的因素并不来自于党外“落后”力量,而来自于这个党本身。黑五类既不在党内也不当权,这里实际上与四清运动中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相同,是通过集中火力攻击传统阶级敌人来转移目标,将矛头指向社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江青发表讲话,建议修改对联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

然而改过的对联无一例外都是坚持原来的观点的。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造反——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8月20日,《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的主要创作者,北京工业大学大三学生,校文革筹委会委员,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长达半小时的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坚持血统论:“有的人不爱讲老实话:‘老子反动儿混蛋’。……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一讲就是团结,怎么一种团结法呢?斗争中求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并认为批工作组是“右派翻天”“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他的名言是:“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显然,当权派和保守派由于造反派红卫兵的冲击,地位受到威胁,这反而使一些极端的掌权者产生了“权力(镇压之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更刺激了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主观能动性。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很快风靡北京。邓朴方在北大公开喊出“高干子弟就是要掌权”的口号。一些红卫兵受谭力夫“七斗八斗”的启发,疯狂迫害“黑七类”及其子女。同时谭力夫的讲话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改名为“力夫”。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有些单位甚至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4个半小时“讲话”。同时,血统论的膨胀在全国掀起“报出身”风,即上汽车、火车、进商店、旅店、医院统统都要报一下出身。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并未见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也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呢?那么,贫下中农子弟出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说:“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农村中有的地区曾规定:小学升初中时,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其他占十五分。

社会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此。北京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

——《出身论》

伴随血统论这一理论的狂飙的是对“黑五类”分子的疯狂迫害。

文革中保守派红卫兵做出的最疯狂的举动莫过于“破四旧”。破四旧包括以下内容:1.对“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范围十分宽泛的政治边缘人群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人财产,俗称“抄家”。

2.砸毁文物、破坏古迹、捣毁寺院教堂等大型破坏性活动。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即破四旧期间。

3.驱逐所谓“四类分子”等人员离开城市,遣返回乡。破四旧运动中,北京的红卫兵组织首先发布通令,驱逐被认定为“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市民离开北京市,后来逐步扩大到“五类分子”(即再加上右派),“六类分子”(再加上资本家)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9月份北京有7.7万人被赶出首都,全国近40万人被迁出。后来北京大兴县还发生了屠杀“四类分子”的恶性事件。

4.打人、关押、人身折磨等疯狂的暴力行动。破四旧运动期间打人成风,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们进行殴打、监禁、强迫劳动等非人的摧残,打击面严重扩大化,许多教师和学校领导遭到红卫兵残酷殴打,许多人仅仅因为出身不好被迫害。不少人不堪侮辱而自杀。人身侮辱、打人和酷刑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红”八月中北京就有1722人被打死。

血统论的两个肇始者,谭力夫、刘京在改革开放后很快身居高位。谭力夫因为名气太大,之后改名为谭斌。最后官至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拉开了“破四旧”序幕的人最后做起了研究传统文化的工作。而刘京,曾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任理事长),官至兼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破坏法制最严重的人,最后竟然做了共和国警察系统的第二把手,不得不说是极大的讽刺。而其他高干子弟,以文革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自己以及父辈受到的虐待和遭遇。他们一面享受着文革后社会剧变所带来的特权优越生活,一面诅咒文化大革命运动红卫兵的疯狂。他们忘了自己曾经是红卫兵中的一员,忘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冲锋陷阵,更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至今为止,那些第一代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们没有一个站出来承认错误。他们总是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推到毛泽东身上,表白自己是忠心,是被利用。他们迫害别人是维护无产阶级政权,被别人迫害是不公正待遇。

出身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第一代红卫兵做出的各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平民子弟学生和各方社会力量的反抗。造反派力量的急剧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造反派的行列中。一些原本中立的人不满于党政官僚及其操纵的保守派红卫兵的针对社会的暴行开始支持或同情造反派。如一位造反派在回忆录中说,他原本是持中立态度的,并没有什么理想或蓝图,只是在血统论红卫兵的残酷打击下,“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许多原先加入保守派的工农子女也逐渐认清了形势,倒向了造反派阵营。“黑五类”子女更是不堪折磨也加入了主张“重在表现”的造反派队伍。显然他们把这当成了改变自己受歧视的地位的机会。

北京造反派学生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自此北京造反派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自己解放自己”,批判党委领导的行列中。

中央高层也开始批判血统论,肃清其恶劣影响。张春桥在谈话中说谭力夫“他代表一个阶级”,周恩来亦评价其“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认为血统论对联是“造成人为的阶级对立”。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大力批判谭力夫:“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不做阶级分析,不把事物一分为二,只醉心‘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轨道,完全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

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是在这样一个对《血统论》开展批判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遇罗克的战友回忆说:“陈伯达的讲话(指10月份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促使他写了这篇文章……他告诉我,也是暗示我,他说当时中央文革跟《红旗》杂志都找过他,跟他谈过,可能是给他了某些支持和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这种机会根本是千载难逢。明明知道是有很大的危险,他说:‘即使为这个我要付出什么,我也值了。’这是当时他的原话。他当时是支持文革里边的平民主义的思想。因为当时提出来,消除一切官僚。他是觉得,这个是正好要把中国新出现的所谓新阶级、新等级,把它扫平。他说,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就好了。因为‘黑五类’子女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他当时的基本思想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遇罗克是怎样批判《血统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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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yiou 2020-12-16 10:30
从井冈山五次反围剿到文革可以看出,什么时候真正尊重毛主席领导就转危为安,什么时候阳奉阴违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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