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捻军：李鸿章与淮军集团的崛起捻军并不是一支军队，而是北方地区很多很多小股反政府武装的统称。他们一边反政府，一边也劫掠百姓，尤其是富户，带有一定的土匪性质。 不过，捻军不是土匪，而是贫困地区的人民自救组织。早期的捻军大概每股只有数百人，都是一个地方的同乡，宗族和地域联系密切。不同的捻军队伍彼此独立行动，主要依靠骑马在平原地区劫掠，抢完就走，偶尔也会袭击政府官员和小股清军。他们最主要的劫掠对象是周边富裕地区的富户，劫掠所得拿回老家供父老乡亲们生活，平时也在村里建“土围子（土圩）”保护父老乡亲不被土匪劫掠或官兵侵扰。捻军在本土本乡的人眼里就是劫富济贫、保家为民的英雄，但在外地士绅们眼里就跟土匪没有区别。 对捻军，曾国藩有个评价很中肯，叫“捻无大志”，也就是说他们不像太平天国那样有革命纲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不过是想要满足自己短期生活所需。因此捻军数量虽然众多、波及整个华北，但其实并不足虑，关键问题还是要镇压太平天国。 捻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开始试图走向联合，推举“盟主”，由力量最大最强的队伍领袖担任。1850年代初期，一个捻军盟主已可以纠集五六千人的队伍。 河南最大的捻军首领叫张乐行，是捻军中比较有政治军事头脑的一个。1855年，趁着太平天国席卷东南，河南多路捻军在河南安徽交界处的雉河集聚会，推举张乐行为首领，称“大汉明命王”，建黄、白、红、黑、蓝五旗军制，各路捻军俱听调遣，又发布告示和《行军条例》，使捻军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算是正式起义反清。 但张乐行这个“大汉明命王”也就是个大号盟主。他不具备洪秀全、杨秀清这样的权威，手下各路人马还是自己家乡宗族利益至上。《行军条例》里边有禁止奸淫、打劫的文字，但只是一个字面原则，实际无法执行。各部一起打仗可以，但要是让某一路承担危险的任务，为大局做出牺牲，那就很难办到。此外，还有一些大股的捻军没有参加联盟，继续独立行动。 这种联合固然壮大了声势，也招来了更多清军正规军的镇压。清廷委任河南籍进士、兵部给事中袁甲三为帮办团练大臣，统领河南绿营和团练来镇压张乐行。 袁甲三有个侄儿叫袁宝庆，也跟着他到河南参战。袁宝庆有个过继的儿子，叫袁世凯。这次镇压捻军的任命，是袁甲三、袁宝庆给袁世凯积累军事政治资本的关键起点。 松散的捻军联盟打不过袁甲三统一指挥的清军，张乐行被打的灰头土脸，从老根据地淮北逃入淮南。正好1856年发生了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军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负责安徽军事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感到有必要联络捻军合作反清。李秀成先是招降了李昭寿，然后，通过李昭寿的牵线搭桥，张乐行也同意与太平军联合。1857年初，李秀成、张乐行联手夺取了安徽霍邱县城。李秀成把霍邱交给张乐行管理。张乐行大为感动，决定接受太平天国的册封。 但捻军内部出现了分裂。蓝旗旗主刘饿狼反对留在淮南地区跟太平军联合作战，要求带兵返回其淮北老家。因为捻军在进军淮南协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清军和团练抓住机会洗劫了他们在淮北的老家。捻军的地域宗族观念极重，他们没有太平军那样远大的革命纲领，可以从广西一路杀到南京。一听说老家被毁，就都着急要回去。 张乐行是捻军中比较“有大志”的，懂得联合反清的意义和必要性。不过他身上匪气也很重，在跟刘饿狼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就直接把刘饿狼杀了。这种做法激化了矛盾，大约有四五万捻军返回了淮北老家，继续过那种平时在村镇固守，不时出去劫掠谋生的生活。 留下来的捻军在张乐行指挥下，配合陈玉成和李秀成的太平军主力，参加了围歼湘军李续宾部的“三河大捷”，算是他们为太平天国运动做出的最大贡献。张乐行也被太平天国封王。 这次辉煌的胜利之后，张乐行带兵返回淮北，想劝说其它捻军领袖再次追随自己，共同协助太平军。他发布了一篇布告。在这篇布告里，张乐行对大家说：捻军“各思苟安之计，回家固守土圩，徒知抢掳，利己之私，久则足以自毙”。[1] 这些话显示出张乐行本人很清楚捻军的问题所在，但它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张乐行最终无功而返，陆续又有很多大小旗主带着自己的兵返回老家。 最后的结果，张乐行和太平军方面互相抱怨。张乐行抱怨太平军轻视自己、没有给予足够的资源支持；李秀成抱怨张乐行听封不听调、军事纪律败坏。实则他们两个人都是很有大局观念的英雄人物，捻军溃散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地域宗族思想强烈。在清朝彻底的文化破坏和严厉的宗族体制下，底层老百姓缺乏文化、视野狭隘，仅依靠本能进行反抗无法真正大规模团结起来推翻清政府。“捻无大志”不是捻军中个别领袖没有想当皇帝的大志，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缺乏天下国家的大视野大格局。 张乐行没过多久就因为叛徒出卖而遭杀害，捻军运动也步入低谷。 1864年南京城破以后，一些太平军余部北上与捻军结合，把正规军建设的经验和战法传授给了捻军，让捻军的战斗力出现了一次飞跃，不断击败清军。此时袁甲三已经病故，清廷只得派出最后的八旗，也就是僧格林沁在八里桥战役中被英法联军歼灭后的残余部队，投入华北战场试图剿灭捻军。但这支残部也打不过捻军。1865年5月，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被捻军设计围困，僧格林沁突围失败，被杀于乱军之中。 这一下清廷是真没办法了，北方已无可用之兵，唯有南军北上，方可救急。朝廷于是想出来一个“湘淮分治”的主意：让已经解散了湘军嫡系部队的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带领李鸿章的淮军去“剿捻”。同时，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为剿捻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以期曾李之间既能彼此配合、又能互相制衡。 曾国藩能带领湘军击败太平军，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有洋人的大炮支持湘军水师在长江上的优势，二是有洪秀全这个军事白痴帮他干掉了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这些一流名将，在安庆和南京消极死守，等着湘军依托水师顺江而下挨个消灭。就其本人的军事战略水平而言，最多也就只能算个二流。他自认为最大的本事就是“结呆寨、打硬仗”，循序渐进、稳打稳扎的去跟敌人打阵地战。这个招数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对付洪秀全的龟缩战术还是有用的。但现在对付以骑兵为主的捻军就不灵了。华北平原上没有水师大炮给他撑腰，捻军战术灵活行动迅速，“结呆寨、打硬仗”不管用。他指挥淮军在华北平原上到处挖沟筑墙，想要把捻军困死，毫无成效。这也说明曾国藩的战略水平跟孙承宗、袁崇焕、范仲淹是一样的，运动战不会打，只会阵地战：围城和守城。范仲淹的堡垒战术被西夏搞得灰头土脸、间接葬送了北宋；孙承宗、袁崇焕的堡垒战术直接葬送了明朝。曾国藩跟他们比，主要是运气好，有洋人和洪秀全帮忙。离开了列强和“猪对手”的帮助，他就束手无策了。捻军没有南京城这样的基地供他围剿，而是灵活机动，在他精心构筑的防线内不停穿插，越闹越大，从华北波及甘肃、陕西、四川地区。 1865年10月，朝廷终于失去了耐心，下旨严厉责备曾国藩： “办理一载有余，贼势益形蔓延，现在关中又被复扰，大局糜烂至此！不知该督何颜以对朝廷？”[2] 这是曾国藩受过的最严厉的责备，吓得他茫然不知所措，几天几夜睡不好觉。还没等他回复，朝廷的第二道命令又到了，宣布将曾国藩免职，回京接受质询，其职权暂时由李鸿章接替。 湘军系的特点是私家军、封建军，其淮军分支就只有李鸿章能指挥得动。曾国藩是湘军系老大、李鸿章名义上的恩师，但也指挥不灵。一些淮军将领擅自行动，只向李鸿章报告，不向曾国藩报告；或者收到曾国藩的调遣，还要先去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说可以动才动。其中，又以淮军二号人物刘铭传最难约束，先是私自带部与绿营发生火并，杀了绿营五十多人，打伤一百多人，囚禁绿营提督陈国瑞。没过多久，又因为感觉自己的部队骑兵缺乏，干脆直接伪造曾国藩的命令，把归属八旗的托伦布马队调过来，占为己有。李鸿章对这些做法，总是一再袒护，甚至给曾国藩写信，索取对刘铭传、杨鼎勋这两支淮军中最精锐部队的指挥权，还想把最富裕的苏州、上海的军饷专供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把安徽、南京的军饷给曾国藩。 曾国藩被气得不轻。李鸿章的这些做法，不仅是“护犊子”，更有严重的“背信弃义”之嫌。南京城破以后，曾国藩在朝廷压力下，亲自敲定了“裁湘留淮”的战略：以湘军大幅度裁减换来淮军得以保全。一方面是因为湘军目标太大，另一方面也是对李鸿章的信任。“裁湘”，让朝廷不必担心曾国藩功高震主；而“留淮”，又可以让朝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兔死狗烹”。一裁一留，曾国藩的权谋之术玩的炉火纯青。李鸿章在与曾国藩协商“裁湘留淮”策略的过程中，多次信誓旦旦、感恩戴德的向曾国藩保证：湘淮同源，本是一家，以后淮军是我的，也是老师您的，绝对服从调遣。 结果，湘军刚一裁撤完毕，曾国藩真的亲自指挥淮军，立刻就出现指挥不灵的情况，李鸿章还在背后推波助澜，这让曾国藩如何能不怒气冲天呢？ 继“阿思本舰队”事件后，曾国藩再一次丢下说话四平八稳的作风，很不客气的教训了李鸿章一通，说：既然淮军目前归我指挥，你就应该一切放手不管，如果你有不一样的意见，应该直接跟我讲，而不是直接去给你的老部下下命令。你的那些老部下对我的部署有意见，也应该向我解释，而不是找你来跟我说情。 接着，曾国藩又上纲上线的说：我曾某人统领湘军，手下很多人都自立门户，为什么你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将领看起来都没什么雄心壮志呢？你自己扪心想一想，是这些人本来就没有雄心大志，还是你平时的管理方法有问题？ 一番教训之后，曾国藩讲了一句在所有私人书信中都没有说过的“重话”：“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3]”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李鸿章一天到晚把我恩师长恩师短的叫，还说什么恩师如父，我今天摆出师父的口气责备你一下，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够当个好官、做个好人罢了！换句话说，你小子别在我面前玩这些小人伎俩，我看你既不是好官，也不是好人。 李鸿章收到这封信，这才有所收敛，不再明目张胆的对淮军事务作直接干预。但曾国藩发一通火，也并不能改变自己指挥淮军打仗不顺利的局面。朝廷见情势危急，也就顾不得“湘淮分治”的战略考量，让李鸿章直接到北方来指挥淮军。曾国藩依旧回去当两江总督，负责给淮军搞后勤。 这样，曾国藩依旧负责嫡系湘军控制的地盘，李鸿章来带自己的嫡系淮军，这个关系才算理顺了，镇压捻军的仗才有的打。 李鸿章打仗的水平并不比他的恩师强多少，但他运气好。刚一上任，就遇到了捻军内部分裂：原属太平天国的一派继续“胸怀大志”，主张继续在中原地区与清军主力周旋，寻找机会推翻清朝；原来的那帮老捻军领袖还是“流寇主义”思想，觉得关中地区清军兵力薄弱，可以去那里发展，本质上是不想啃“硬骨头”。曾国藩1866年9月被免职，捻军主力1866年10月就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实力大损。李鸿章果然鸿运当头，抓住机会把东捻军镇压了下去。西捻军则主要由左宗棠的楚军负责镇压，李鸿章的淮军提供协助。 曾国藩在围攻安庆期间推荐了三大巡抚：江西巡抚沈葆桢、浙江巡抚左宗棠、江苏巡抚李鸿章。这三个人都出自曾国藩幕僚。其中两个很快就与曾国藩决裂，只有李鸿章一直在表面上对曾国藩十分尊敬。究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沈葆桢和左宗棠都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正人君子，对曾国藩偏袒自己弟弟的私心十分不满；李鸿章则是个没底线的权谋家，对这种问题并不介意。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曾国藩给李鸿章的好处不仅比沈、左二人更大，而且比给曾国荃的还大。攻克南京这个事儿，被视为平定太平天国的第一大功劳，咸丰皇帝死前甚至留下遗言，谁能攻下南京就给谁封王。但在讲究实力的乱世，再大的功劳也是虚的，只有兵马钱粮最实在。后来真的攻下南京，朝廷立刻食言，只给曾国藩封侯，拒绝封王。这个侯爵也没啥实际好处，曾氏兄弟的嫡系解散后，曾国藩的实际政治地位立刻就下降。对此，曾国藩自己也看得清楚。所以，当上海方面士绅和列强联合要求曾国藩派兵支援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李鸿章，而是自己的亲弟弟曾国荃。因为这是比攻克南京更大的好处，上海那个地方是全国财富汇聚之地，又有列强撑腰，一过去肯定马上发达，手上有钱，不愁练不出一支强军，还能跟让朝廷都害怕的列强搭上线，这才是最实在的好处，比攻克南京的功劳实在多了。 但曾国荃是个目光短浅的人，光惦记着南京城里的财富，还有朝廷封王的空头许诺。坚决不肯去上海，一定要争打南京的功劳。曾国藩说不服他，这才退而求其次让李鸿章去了上海。李鸿章到了上海之后，立刻就跟上海的买办集团和列强搭上了线，淮军集团钱粮充足、兵强马壮，李鸿章也成了湘军系的头号实力人物，连曾国藩都要让他三分。对这个局面，他是很满意的，一点也不嫉妒在南京城下啃砖头的曾国荃。 曾国藩利用职权照顾自己亲弟弟，把湘军钱粮大量送给曾国荃，帮他扩军、购买军火，独占攻克南京的功劳。湘军系其它将领看在眼里，大都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军队吃不饱，功劳也争不过曾国荃嫡系，纷纷抱怨曾国藩偏袒私人。沈葆桢和左宗棠与曾国藩决裂的由头，最先都是冲着曾国荃去的：一个断了曾国荃的军费，一个告发曾国荃放走了幼天王。而李鸿章不存在这种心理，他的钱粮比曾国荃充足、士兵吃得比曾国荃部还饱，个人权势地位直逼曾国藩，因此一直对曾国藩感恩戴德、绝无怨言。 左宗棠除了跟沈葆桢一样反感曾国藩的私心以外，还额外多了一点在军事水平上的鄙视。左宗棠是一流的军事家，看不起只会“结呆寨、打硬仗”的曾国藩。但就是这么一个二流的人物，竟然夺取了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大功劳，左宗棠不服。 后来曾国藩死了，左宗棠送了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人死了当然要说点好话，但从挽联来看，左宗棠认为曾国藩比他强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知人之明”，也就是发现和任用人才。曾国藩发掘的最大的人才就是他左宗棠，此外还有左宗棠的得力干将刘松山也是曾国藩培养起来的。在动员一大批同道来一起做一番大事业方面，曾国藩确实很厉害，这也是他最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尽管在处理自己嫡系和非嫡系方面没有搞好，导致了湘军系内部分裂，但总体而言没有危及大局。“知人之明”当之无愧。 至于 “谋国之忠”，在为清王朝尽忠这方面，左宗棠自认不如曾国藩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褒是贬就不好说了。 ——这里再补充一点，毛泽东早年也评价过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这句话后来被吹捧曾国藩的人反复引用。实则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只有24岁，时间是1917年，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念书，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完全没有一点政治军事经验。此时曾国藩是湖南历史上最有名、成就最大的人物，一个师范学校的年轻学生对其表示钦佩并不奇怪。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师范毕业，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开始接触十月革命的思想，后来参与共产党的建立，又组织秋收起义，带兵上井冈山，其政治军事思想才开始成型。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毛泽东对曾国藩有任何正面评价，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如此。相反，他最主要的敌人蒋介石倒是曾国藩的忠实信徒，在提倡理学、屠杀人民和“结呆寨、打硬仗”方面深得曾国藩思想的精髓。面对蒋介石以优势军队步步紧逼的“堡垒政策”，毛泽东指挥红军灵活穿插，采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式，多次突破蒋军的“围剿”，又以农村包围城市、优先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战的战略，避开了蒋介石希望打的“硬仗”，把一座座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呆寨”轻松夺取。曾国藩支持理学，毛泽东反对理学；曾国藩屠杀人民，毛泽东依靠人民；曾国藩喜欢阵地战，沿交通要道一步一步攻打重要据点，毛泽东喜欢在运动战中寻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为此不惜放弃重要的阵地和城市；曾国藩组建湘军喜欢以同乡管理同乡，大搞“兵为将有”，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主张“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不分地域不搞山头。毛泽东军事思想，正是曾国藩治军用兵路线的最大克星。从李鸿章到袁世凯，最后到蒋介石，曾国藩的徒子徒孙们统治中国的局面，便是被毛泽东终结的。成熟之前的毛泽东，“独服曾文正”；成熟之后的毛泽东，“独克曾文正”。这才是二者关系的完整写照。 [1]【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 [2]《曾国藩全集》第9册，5402页 [3]《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麓书社1994年版，5861-586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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