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机遇?斗争周期? 前文提到,法国人看到了改革的成效,普遍对新政权以及菲利普国王的承诺抱有期望,期着待七月王朝能在经济、社会福利等有所作为。然而,“对于一个糟糕的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莫过于他试图弥补过失之时刻。” 现实情况与期望相悖。1827年到1832年之间的法国粮食歉收、食物短缺和生活成本的增加在整个社会中造成了严重的绩效合法性危机。1832年春天,巴黎更是因为水资源污染而爆发霍乱,最终造成法国10万人死亡,引发了人们对政权治理能力的普遍质疑。 图14 :发展型相对剥离感模型。 社会危机的加深和群众的高期望之间的落差形成了强烈的相对剥离感和压迫感,不同群体都开始对七月王朝出现信任危机和不满情绪,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图15: 愤怒和压迫感在社会中是一个常量,除此之外,革命的爆发还需要更多的因素:组织、信仰框架、动员等等。 图16: 衡量和抓住革命的政治机遇需要相当的政治智慧,不能右倾保守,更不能左倾冒进。 安灼拉明白政治斗争的爆发不仅源自人们的愤怒,更取决于政治机遇结构 (Political Opprtunity Structure)的维度,所谓政治机遇是能鼓人民投身斗争的一贯的政治因素,或是一切能抑制当局镇压能力或意愿的机遇。 图17 : 不同类型的政治机遇。 政治机遇并非恒久不变或显而易见的,客观政治机遇结构变化与抗争者对机会的感知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相互的,这是因为身在其中者通常不具备准确评估局势所需的所有事实。 “ABC之友”的革命学生们已经意识此刻“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政治机遇不断涌现。因共和思想的传播,欧洲各国革命四起,政坛动荡自顾不暇。法国国内疫情饥荒,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工人工作环境恶劣,流民阶层不断增长,被迫住入贫民窟。政治合法性出现真空,人民群众跃跃欲试。 同时,菲利普国王的摇摆路线受到了保皇“正统派”和革命“共和派”的两面夹攻。受拉马克将军的庇护,学生、工人与拉马克将军帐下的基层士官也结成了团结和友谊,为武装革命提供了的盟友和资源。
1832年5月末,由六人委员会所撰写的《39人宣言》更是大大鼓舞了革命派的意志,暴露出了统治精英内部的分裂。 图18 : 经济不景气,矛盾不断爆发,运动空间不断扩大,人们正在联合起来,逐渐形成斗争周期。 法国人民也明确感受到了大量政治机遇的出现,在这样威权国家,任何政治不稳定的迹象都会成为斗争的信号和源泉,于是运动和抗争接连出现,斗争周期 (Cycles of Contention) 形成了! 图19:当局的弱点被普遍暴露,让人们团结一致敢于斗争,形成新的并互相模仿斗争策略。 这些运动普遍得到了总理、内阁、法庭等精英的支持,国民自卫队不是拒绝镇压,就是倒戈革命者,持续暴露了统治阶级对斗争的软弱。然而,菲利普国王也不愿坐以待毙,正积极清洗王朝内部的反对势力... 图20: “ABC之友”学社明白以小搏大绝非易事,必须智取。 总理被国王开除,众议员被解散,不少对革命学生报以同情的公职人员被降职,斗争形势严峻,“ABC之友”的年轻人急需一个触发革命的爆点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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