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动群众 朱元璋不仅杀人狠，还很重视“发动群众”，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立了一条最特殊的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老百姓有这样的特权，这是一个以往任何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但朱元璋就是这么规定了，不仅规定了，还不折不扣的执行。 在《明大诰》的《县官求免于民》一篇里，就记录了农民赵罕晨将县主簿汪铎等几个官吏捆绑押送进京的案件，最终结果当然是“犯事”官吏被杀。 而在《大诰·民拿下乡官吏》中，则记录了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等将官吏顾英绑至京城面奏的案件。在这起著名的案件里，朱元璋不仅杀掉了被绑进京的官吏，还特别警告道：有对陈寿六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律族诛。而且以后陈寿六真有过失，也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审问他——陈寿六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农民。 朱元璋这个招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后有没有来者呢？有。不仅有，而且这个后来者做的比他更激进、更大胆、更彻底。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朱元璋只是把发动群众作为反腐败的一个特殊手段，实际执行的案例只有很少几个。而到了毛泽东那里，“放手发动群众”成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经常性手段。不是发动一个两个，而是搞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打土豪分田地，要发动群众；搞社会主义改造，要发动群众；反腐败，要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是让群众起来夺权造反，天下大乱。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这就是毛泽东的豪情壮志。相比之下，朱元璋在发动群众方面，就要小气的多了。但毛是工农革命领袖，而朱是古代帝王，他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石破惊天了。 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开国领袖，朱元璋和毛泽东是出身最贫寒的，汉高祖刘邦虽然也出身平民家庭，但在造反之前已经当上了亭长，是正科级干部。还有就是只做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中间还在不断的带兵打仗，没有来得及系统的制定国家政策。只有朱毛二人是真的底层造反起家，而且当了二十年以上的最高领袖。他们做事情，就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和政策直接诉诸底层群众。他们觉得只有底层的老百姓才最能理解自己的苦心，也不害怕底层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会造成混乱。 在向腐败的官僚体系宣战的过程，朱元璋要求家家户户都学习他编写的《大诰》，还规定每个乡镇都要举办专门的讲课点来讲授《大诰》。家里有人犯罪的，如果能够熟知《大诰》中的案例，就可以减一等判刑；反之，就要罪加一等。总之就是要保证他的反腐败精神能够传达到普通老百姓那里去，达到家喻户晓的目的。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毛主席语录》也是人手一册，“反帝反修”的革命思想传遍神州大地。 朱元璋宣讲《大诰》的目的，不是为了神话自己，让全国人民崇拜他——《大诰》里面没有吹捧其文治武功的内容，全是刑法案例——而是为了形成一种贪官污吏人人喊杀的局面；同样，毛泽东同意林彪等人搞“个人崇拜”，把他的语录做成“红宝书”，也不是为了过一把皇帝瘾，而是为了实现他改造中国官僚主义传统的政治目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讲到“文革”的时候再细说。 四、官不聊生 在朱元璋的治下，大明朝就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官不聊生”的朝代。 朱元璋对官员很刻薄，甚至可以说很凶残；但是对老百姓却很宽厚。明朝的农业税收，是历朝历代最低的，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来征收农业税。这个比例只有在“文景之治”的时候被执行过，后来基本都是十五税一或者十税一。而且朱元璋还动不动就下令减免某些地方的税赋。 朱元璋时代和“文景之治”的区别就是：“文景之治”啥事都不干，任由地主豪强扩张势力、兼并土地，朱元璋则是逮着一个杀一批（不是逮着一个杀一个⊙﹏⊙老朱在屠杀贪官豪强方面属于战斗力爆表的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生活就很惨了。贪污会被杀掉，不贪污，由于国家税收很少，给官员发的工资自然也很抠门。一个县令的工资就是一个月900斤大米，这个水平大概相当于宋朝县令工资的一半。也是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大一统朝代。 那这个工资到底是不是低得官员们必须要贪污受贿呢？ 有人按照粮食价格来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大概就相当于两千多块钱。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子人，是肯定不够的。但这种算法不合理，因为粮食作为基本生存物资，一旦完全够吃以后价格就会直线下跌。在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古代社会，粮食比现代社会“值钱”得多。 我们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算一下： 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是10800斤大米，当时的土地亩产是平均不到150斤，生产这些大米需要72亩土地 后来毛泽东回忆他的家庭的时候算过一笔账：“我家有15亩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 一担大概等于100斤，谷子打成大米大约要损失30%的重量，毛泽东所在的晚清时期亩产有所上升，大概每亩200斤。一家五口一年要吃35担谷子，就是3500斤，就相当于消耗2450斤大米，人均490。一个月大约40斤。一斤大米的热量大概是2000卡路里，相当于正常人一天消耗的热量。汉朝边防军的军粮是每天一斤半小米。青壮年男性吃的多一些，小孩老人和女性吃的少一些，所以一家人平均下来一人一天一斤米是够吃的，一个月就是30斤，剩下的10斤应该是用来换作肉类、蔬菜等其它家庭用度。 也就是说，一个县令，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只需要花费他工资的大概五分之一多一点（2450/10800=22.7%）即可。 当然，这是非常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假设毛泽东的父亲不想积累财富，全年的粮食都用到家庭的吃穿上，那么应该可以过上还不错的生活。这只需要消耗4200斤大米即可。相当于县令工资的三分之一多一点（4200/10800=38.9%）。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恩格尔系数”，就是一个家庭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非常富裕。 也就是说，按照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一个县令只需要花费工资的38.9%就可以让五口之家吃饱吃好，属于“富裕”。而毛泽东的家庭当时实际花费了60担中的35担，也就是58%的收入在食品上，刚刚进入温饱线——比较符合当时中国农村中农家庭的实际情况。这也能从侧面看出，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中国古代的生活水平，是基本靠谱的。 换而言之，一个县令不用下田劳动，在办公室里办办公务，就能赚到两个半中农家庭的全部年收入，全家吃饱吃好。如果能够注意节约，省下钱来买田买地的话，退休以后回家当一个地主富农是没有问题的。在朱元璋看来，这个标准定得一点也不低，而是相当可以的。因为他是贫农出身，这个工资够他们家全家六七口子人累死累活干上好几年了，怎么能说低呢？ 但是，在官员们看来，这个工资标准就太低了，低得让人没有活路了。官员们是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属于人才、精英，社会地位又高，怎么能跟农民一样的吃穿用度呢？农民过年才能吃一回肉，官员家庭天天都要吃肉才行。农民可以衣衫篓缕，官员必须衣服光鲜整洁；家里还要雇佣人，办公还要雇佣书吏、幕僚，这些都要钱，都属于基本开支。光这些一年的工资就不够。还有官场上的交际，那就更不用说了。 朱元璋跟官员们的认识差距，可以称之为阶级意识的差异——工资够还是不够的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阶级意识这个东西，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阶级感情和阶级认识。前者，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后者，就是你的出身环境决定了你能认识到、了解到哪些情况。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相反，站在读书人、士大夫的立场来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像赵匡胤，他出身军事地主家庭，虽然未必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吃穿不愁，也不用学习耕田放牛。在他看来，县令这种官员，就应该过跟他小时候差不多的生活才对。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升官升上来的，当过刺史、节度使，后来做到相当于宰相的位置。然后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所以他相当了解做官的辛苦，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有多么复杂。一个普通官员要在官场中生存发展，收点钱那是难免的，如果不在本人工资之外去搞点钱，用来应酬同事、孝敬上司，他在官场上基本就混不下去。收钱之后能把本职工作办好，不过分贪婪挥霍，就算是好官了。 所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就是给官员很高的俸禄，把大家养的舒舒服服的，而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很重，过的很辛苦。他是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考虑的就要少一些，或者说也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生活体验和基础知识。 朱元璋每逢新进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上任，都要亲自召见，跟他算农业生产的帐：“你看你的俸禄，是多少石大米，折合成谷子是多少，要生产这些谷子要多少亩地、要多少农民辛苦干一年。然后这些谷子农民要交给国家，还要挑着走多少里地，来回走多少趟，多么多么辛苦。所以你不要嫌工资少，你一年的工资已经是农民们全家干多少年的收入了。” 这些帐，到赵匡胤那里，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他不可能知道得像朱元璋这么清楚，估计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 [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5～106页。 五、山头之争 除了反腐败，朱元璋要做的事还很多，其中就有一件很特殊的任务：协调好开国功臣们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会打仗的人，不一定会做好官；反之亦然。建立国家之后，论功行赏。而最大的赏赐就是官位。立下最大功劳的肯定是武将群体，但是又不能让这些武将们来治理国家，必须使用文官。结果就是：功劳大的人不一定能掌握实权，掌握实权的人在战争时期可能只是一个小官小吏。这里面就会产生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必须要靠皇帝来协调。 朱元璋起家主要依靠两个方面的 人才班底，一是淮右军事集团，一是浙东士人集团。淮右地区就是淮河中下游的那么一块地方，主要是在今天的安徽省淮南市附近，朱元璋也是淮右地区出身，所以后来喜欢自称“淮右布衣”。那地方的特点就是穷，不识字敢拼命的英雄好汉比较多，跟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武将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而浙江一带商业发达，出文人比较多，等朱元璋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很多文人谋士来投奔他，也形成了一股势力。 统一中国以后，这个淮右集团和浙东集团两个“山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淮右集团势力大、革命资历老、武将多；浙东集团文人比较多，资历比较浅。 在封官的时候，朱元璋比较注意照顾山头，把宰相的位置给了淮右集团中功劳最大的李善长，位居百官之首；而把御史中丞的位置给了浙江集团的首领刘伯温，主要负责监察文武百官。相当于一个当总理，一个当纪委书记。封为公爵的人全都是淮右集团的，而刘伯温只得了一个伯爵，比公爵低了两个档次[1]。表面上看淮右集团占优，但是在下面的政府执行层面，浙东集团占了优势：重要的文官职位都被浙东集团占据——因为他们就擅长行政工作嘛。淮右的将领们大多只是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和爵位，而政府实权则主要由浙东士人掌握了。 显然，淮右集团对这样的安排不会感到满意。因为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是创业集团；浙江的那些文人基本都是朱元璋已经成气候了，他们才来投靠的。凭什么让这些人掌握实权？ 很快，丞相李善长和刘伯温就爆发了冲突。李善长的一个亲信犯法，他自持军功想要为亲信免除惩罚。但刘伯温坚决不同意，最后不仅没有免除处罚，还把这个人给杀了。李善长大怒，就动用淮右集团的势力不断的攻击刘伯温，让他的工作无法开展。刘伯温被逼的没办法，只能辞职。 朱元璋虽然给李善长面子，同意刘伯温走人。但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知道里面的利益斗争。所以仍然继续让浙江集团的人物来接替刘伯温的位置。 接替刘伯温的人叫杨宪。这个人是搞情报工作出身，负责帮助朱元璋刺探敌情和监督将领会不会谋反的。他手里掌握了很多人的“黑材料”。这个人以前很老实，朱元璋想要了解谁的情况，他都客观公正的禀报。显示出非常良好的情报人员职业操守。 李善长既然用不正当的手法赶走了刘伯温，浙东集团当然要反击。搞情报的杨宪显然是最佳炮手。在刘伯温的幕后操纵下，杨宪搞了很多李善长的黑材料，通过各种渠道向朱元璋反应。 朱元璋本来非常信任李善长，把他列为开国第一功臣，时常把他比作萧何——帮助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的第一功臣。但经不住杨宪各方面的小报告，加上对李善长逼走刘伯温一事不太满意，就任命杨宪为副丞相，制衡一下李善长的权力。 可惜的是，杨宪毕竟是搞情报工作出身的，让他负责整人、监督、举报很合适，真的做行政决策就不行了。当了副丞相以后立马变得专横跋扈起来，利用手里面的权力处处与李善长为难，打击淮右集团势力，提拔重用亲信。让朱元璋非常不满。 在这期间，李善长故意放任杨宪在背后拆自己的台，默不作声。让他放松警惕，犯了几个很要命的错误，然后抓住证据狠狠的告了一状。朱元璋大怒，直接就把杨宪给杀了。 ——李善长到底在朱元璋面前告发了什么事情，让朱元璋竟然立即下令处决副丞相这样的高官，谁也不知道，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我们只能说，李善长不愧为朱元璋的首席谋士，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人命，不给对手任何机会。 整死杨宪之后，李善长的权势达到了顶点，百官谁也不敢与之对抗了。但朱元璋对他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因为在收拾刘伯温、杨宪的问题上上李善长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意图太明显了。 李善长对朱元璋还是很畏惧的，杨宪被杀之后不久，他又下了一步自认为很高明的棋——以生病为由辞去丞相的职务。推荐他的同乡胡惟庸来接替自己。 胡惟庸是一个纯粹的文官，没有带兵打仗的履历，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行政能力组织能力很强。在李善长看来，由这个老乡兼亲信来当宰相，既可以保持自己所代表的淮右集团的势力，又不会让朱元璋感到有威胁，而且胡惟庸也确实能把政府的日常政务处理好，可谓“一石三鸟”的好计。 但这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计划，却最终把他自己害死了。 ----------------- [1] 古代封爵位的次序是：公、侯、伯。子、男。明代爵位只有三个等级：公、侯、伯。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刘伯温被封为诚意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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