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坑爹”事件 胡惟庸非常能干，当上宰相以后，把各项政务处理的井井有条，而且还非常善于协调淮右集团和浙东集团的矛盾，把两边都安抚的很好。 但另一方面，胡惟庸也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他利用宰相高位，独揽政务。臣下的奏章，他先行拆阅，对他不利的，就隐匿不报。官员的生杀升黜，他也常常不经奏报而独断专行。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1] 简单来说，胡惟庸就是一个有很才能的贪官。这一类官员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 对胡惟庸违法乱纪的行为，朱元璋应该是有所察觉的。但察觉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取得可靠的证据，这个无从得知。从历史记载来看，他了解的程度应该比较有限。因为胡惟庸敢于大胆的拦截不利于自己的奏章，而背后又有李善长代表的淮右集团支持。刘伯温已经告老还乡，浙东集团没有领袖，难以有组织的向他发起进攻。 不过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洪武八年，朱元璋派胡惟庸去看望辞官在家刘伯温。结果胡惟庸看望回来之后三个月，刘伯温就去世了。 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胡惟庸和刘伯温长期不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传来传去，就传出来一种谣言，说是胡惟庸给刘伯温下毒把他毒死的；还有一种说法更是把朱元璋也拖下水了，说是朱元璋派胡惟庸去下的毒。 实际上这事儿吧，纯粹是胡惟庸运气不好。因为古代根本就没有吃下去之后，当时不知道，过了几个月才毒发身亡的毒药。这种东西只存在于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些慢性毒药，必须每天摄入一定的量，连续吃上很久，然后才能过一段时间再致命。胡惟庸就去看望了刘伯温一回，要是下毒，不管是偷偷的下，还是御赐什么食物让他吃，肯定是吃完就丧命，不可能过了好几个月才死[2]。 民间当然不会管这些科学问题，谣言越传越厉害。连朱元璋都半信半疑了。就去问副丞相汪广洋知不知道这个事？ 汪广洋是浙东集团的大佬。“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发展战略的就是他向朱元璋提出来的。这个战略对朱元璋夺取天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本人也一直深得朱元璋信任。 汪广洋本来是一个很有才干也锋芒毕露的人，原来跟杨宪一起打击李善长，后来又跟杨宪搞内斗，但是杨宪被莫名其妙杀掉之后，他估计也是被吓到了，从此后就开始“韬光养晦”，既不参与政治斗争，也不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总之就是随波逐流，各个方面都不得罪。 这种做法，要是换了一般的皇帝，也就混过去了。但到了朱元璋这里，那就两说了。作为一个工作狂，朱元璋对眼皮底下的消极怠工完全不可容忍。已经为此屡次责备汪广洋了，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投靠了胡惟庸？所以这次问他，应该也有测试的成分在里面。 汪广洋对此毫无察觉，似乎想一混到底。朱元璋问起这个事情，他倒是回答的很干脆：没有这回事。 这个谣言当时已经传的很厉害了。既然朱元璋都亲自查问了，汪广洋你好歹认真分析调查一番再说。这样直接就给挡回去，意思很明显：害怕得罪胡惟庸。 朱元璋收到汪广洋的回复之后，勃然大怒，新帐老账一起算，当即就下旨说他拿着朝廷的工资不干事，严重失职。革职流放。在流放的路上，又连续下旨责备，还把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老账都拿出来说事。汪广洋走到一半，看到这些圣旨，就自己服毒自杀了。 由于毒杀刘伯温的传言，确实找不到什么根据，所以胡惟庸表面上仍然安然无恙。但朱元璋对他猜忌已经很深了。洪武十三年，又发生了占城国来朝贡的使者到了南京，竟然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报告朱元璋这种事。估计是胡惟庸太忙了，也可能是他手下的人平时骄横惯了，这种小国的使者贿赂没有到位，就懒得管他。 这个使团找不到地方住，就带着大队人马，在大街上转悠，结果宫内的太监出来买菜——朱元璋一直很关心市场物价，经常要太监给他报告菜价——给看见了。回去报告了朱元璋， 朱元璋很生气，因为占城这个地方很重要：在今天的越南南部。当时越南北部的安南经常作乱，占城国可以起到牵制安南的作用。人家的使者跑来进贡竟然没人管这算怎么回事？于是下旨追问， 胡惟庸回复说是下面的部门办事不力，下面的部门又互相推来推去。这下把朱元璋惹毛了，处理了一大批人，而且命令从此后六部直接上书言事，可以不用抄送宰相。摆明了就是不再信任胡惟庸了。 这个制度建立以后，胡惟庸的那些不法之事就有点瞒不住了。洪武十二年（1379年），胡惟庸的一个亲戚犯了死罪，被告到朱元璋那里。胡惟庸晕了头，竟然上书求情。朱元璋当然毫不犹豫的给杀了。 这年12月（农历），快过年的时候，决定性的事件发生了：胡惟庸的儿子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匹好马，很威风的骑着在大街上狂奔。因为他是宰相的儿子嘛，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因为速度过快，马匹失控，撞上了对面开过来的一辆马车，当场死亡。胡惟庸悲伤加上愤怒，竟然下令把被撞的那个马车的车夫绑起来，自己操刀把车夫给砍了。 这事情立即变成一件轰动一时的社会舆论事件，胡惟庸想要隐瞒也瞒不住了。 ——六百年之后，2012年3月18日。 凌晨4点，北京市海淀区保福寺桥附近。 在一条因下雪而变得湿滑的环路上，发生一起重大车祸。一个年轻男子驾驶价值数百万的法拉利跑车飙车，车辆失控撞毁，该男子当场死亡。里面还有两名年轻女性。 经过调查，该年轻男子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子令谷，还在北京大学念书，不可能买得起如此昂贵的跑车。 这起丑闻引起了国内国外的广泛关注，令计划为了隐瞒此事，跟另一个党内腐败大佬周永康勾结。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去，令计划很快就被从关键职位上调离，然后被隔离审查。经过调查发现，令计划不仅贪腐数量巨大，还组织“西山会”结党营私，将许多与山西有渊源的官员拉下水。据反腐记者罗昌平报道，“西山会”的组织时间不晚于2007年，也就是说令计划结党腐败的行为至少隐藏了七年之久，令计划案发后，中央对山西官场进行了大整顿，7位省部级高官，36个厅局级官员落马。低级官员和行贿的商人更是牵连无数。 六百年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好马变成了豪车，但除此以外，其它方面的变化好像并不是很大。 胡惟庸案与令计划案一样，都是一场由于没有约束好子女而诱发的“坑爹事件”。胡案接下来的发展，也与令计划案几乎一模一样。 朱元璋很快就得知了此事，下旨要求严查是谁杀的车夫。 胡惟庸请求用“赎死”的方式，一方面向车夫家属支付大笔赔款，取得家属原谅，一方面向国家缴纳大笔罚款，免除杀人者死刑。“赎死”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的一项制度。汉朝的时候，司马迁因为李广利投降匈奴的事件受到诛连，应该被杀，他就凑了一笔钱免除死刑，而改为阉割之刑。这样他才忍辱负重，写成了《史记》。胡惟庸的请求并不算十分无理。 但朱元璋只回答了他五个字：杀人者偿命。 这种情况下，胡惟庸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找一个家丁来认罪抵命。但他自己被追究责任免职几乎也是免不了的。 过完了春节，第二天一上班，御史中丞涂节就上书，告发胡惟庸谋反！ [1] 《明史·奸臣列传》 [2] 关于“下毒”，还有一个朱元璋背的“黑锅”。就是开国第二功臣、大将军徐达之死。他实际上是善终。但民间传说他得了背痈，不能吃蒸鹅。朱元璋偏偏赐给他蒸鹅。徐达吃完了之后当晚就病发身亡。 这个事儿正史上是没有记载的，当时的各种野史、笔记也没有任何记载。而是徐达死后一百多年，才在野史里面出现。 此事一定为假。朱元璋杀过不少开国功臣，要杀徐达并不需要用这么“委婉”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背痈不能吃蒸鹅只是一种迷信。我问过这方面的医生，得背痈的人，就算一天三顿都吃蒸鹅，吃上一个月，也绝对吃不死。蒸鹅、煮鹅、红烧鹅换着吃、或者蒸鹅、蒸鸡、蒸鱼换着吃，也没问题，当然，生了病，吃点清淡的，应该是有好处。但总的来说，痈这种病，跟吃鸡吃鹅，还是吃鱼吃肉，并无直接关系。 有人进一步推测：虽然蒸鹅无毒。但徐达从这个事情可以知道朱元璋想要害死他，因此被逼自杀。 这样的推测也不靠谱。《本草求真》云：“鹅肉……有言服则发风发疮发毒，持论不同，臆见各一。”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在古代也就是一个传言，不是共识。皇帝给臣下赐食是常有的事。但是，利用食物禁忌毒死大臣的事情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大将军徐达一生征战沙场、算无遗策，建国以后镇守北方，政治上小心谨慎，没有任何不端的言行，这样一个既聪明又谨慎的高人，仅仅因为朱元璋赐蒸鹅给他吃，就断定朱元璋想要杀他，然后也不搞清楚就自杀了。这样的逻辑实在过于荒谬，真当徐大将军的战功都是充话费送的吗？ 七、孤注一掷 这下问题就大了。如果只是放纵家丁杀人，充其量就是免官。而谋反则是灭族的重罪。 有人认为，这是涂节的一种政治投机。因为胡惟庸被拿下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了，他来个落井下石，揭发有功，就可能接替胡惟庸的位置。 这个推理并不合理，根据涂节告发的内容，胡惟庸的谋反他自己也参与了。对于谋反重罪，没有马上告发，一定会受到诛连。也就是说，只要涂节告发的事情是真的，他就绝不可能升官，只不过是处罚轻重的问题，最轻也是坐牢，重的就是杀头甚至灭族；如果他的告发是假的，诬告宰相谋反这种罪名更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胡惟庸的其它违法行为可谓一抓一大把，随便弹劾他一点贪污腐败、任用私人、欺君瞒上之类的事情，证据充足内容丰富，效果又好还安全，为什么偏要伪造一个把自己搞进去的谋反案出来呢？ 只要涂节理智正常，他的告发只能是一个原因：胡惟庸即将失势，谋反的事情眼看就要包不住了，早晚要泄露。这才抢先告发，希望能够凭借首告之功，免除死刑。 朱元璋立即下令逮捕胡惟庸、涂节进行彻查。案情很快就弄清楚了：胡惟庸内与御史中丞涂节、御史大夫徐宁密谋，外与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勾结。陆费二人之前曾经因为贪污和其它违法行为，被朱元璋贬职外放，心怀不满。胡惟庸趁机与他们联系，结成同盟准备谋反。这五个人很快就被处决，胡惟庸被灭族。涂节虽然首告，但实际参与并长期隐瞒谋反案，等到快要出事了才被迫举报，仍然未能逃过死刑的惩罚。 杀掉胡惟庸的第二天，朱元璋就宣布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职位，由六部直接向皇帝报告。 有人推测，朱元璋为了废除丞相，所以才炮制了胡惟庸谋反案。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并没有必要这种做。更合乎常理的推测是：胡惟庸独断专权和长期向他隐瞒各种重大事务的情况被揭露出来以后，让朱元璋看到了丞相制度的弊端：由一个人来统领百官，极易造成皇帝的信息渠道被堵塞， 废除丞相之事，朱元璋应该已经考虑过很久，直到胡惟庸事发，才最终下定了决心。 从表面上看，胡惟庸谋反这个事情，十分违反常理。这家伙就是一个文官，资历也很浅，无法调动军队。朱元璋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地方上搞点行政工作。怎么会生出这天大的胆量来谋反呢？这不是找着被灭九族吗？ 一直以来，就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冤案。朱元璋无非是把胡惟庸当成一个棋子，用他来达到废除丞相或者屠杀开国功臣的目的。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胡惟庸谋反证据确凿，是个铁案。但硬要说这些证据全都是严刑逼供搞出来的，我们也没办法反驳，毕竟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六七百年，要探究真相很难。不过，如果只是分析动机和可能性，我认为：胡惟庸确实有动机谋反，而且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 首先，胡惟庸毕竟是从乱世混出来的。杨宪被杀之后，他接任丞相，仍然敢于有所作为，甚至专权独裁、收受贿赂、任用私人、隐瞒奏章。而不是像汪广洋一样唯唯诺诺、缩头自保。说明他胆子肯定不小。 其次，他干了这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能够隐瞒朱元璋一段时间，但要想长期甚至永远的隐瞒下去，几乎不可能。朱元璋对待贪污腐败的态度天下人都知道，连驸马爷、开国功臣都能斩杀，贪污八十两银子就要杀头。那么，等到这些事情被朱元璋知道以后，杀掉他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胡惟庸就有三种选择： 第一，是放弃所有的利益，不收钱、不追求任何特权、子女亲戚也不能跟着沾光，领着朝廷的死工资，累死累活的做事。 第二种是不当宰相了，像李善长一样称病退休。 这两个选择利益牺牲极大，胡惟庸当然舍不得。就算舍得，因为之前已经有案底了，也不能保证朱元璋不会算老账。退下来或者不收钱之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他被人告发的可能反而更大。 这样看来，如果胡惟庸不想坐以待毙、那么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谋反。 胡惟庸是很喜欢权力的，让他主动退下来太难了；胡惟庸又很有才能并勇于任事，让他坐以待毙也不太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有足够的谋反动机。 历史上造开国皇帝的反的人并不少。也有成功案例。比如李世民造他父亲李渊的反就成功了，杀掉了哥哥，然后逼迫李渊退位。后来李世民的儿子也造反，开国功臣侯君集还参与了。汉高祖手下的英布也是公然造反，刘邦亲自带兵镇压，英布还硬碰硬的跟刘邦打了一仗。 当然，侯君集和英布都失败了，但起码说明：不是说开国皇帝很厉害，大家就不敢造反。总有胆子大的人想要拼命一搏，有的是被逼的，有的则是经不住皇权的诱惑。胡惟庸应该是二者兼而有之。 除了胆量和动机以外，胡惟庸也是极聪明的人。面对诛九族的风险，他一定会仔细思考：谋反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从表面上看，没有兵权的文官宰相想要推翻武功赫赫的开国皇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是，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很特殊。 他反腐败的动作太大了，杀人太厉害。以至于整个官僚集团，包括武将集团、皇亲国戚，都没有安全感。这些文臣武将们，绝大多数不甘心过一种朱元璋给他们安排的生活：比以前朝代的官员工作更辛苦，工资和特权却最低。他们大部分都或多或少的有贪污腐败、欺压百姓、滥用特权的行为。在帝国制度下，这样干实在太容易了，稍微有点权力，不用自己主动的去敲诈勒索，自然会有人通过各种人情关系来诱惑他们腐败。要拒绝这种诱惑，意味着要撕破很多亲戚朋友的面子，反而是一件很难下定决心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就跟胡惟庸一样，时刻担心被朱元璋发现，然后杀掉。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从位高权重到满门抄斩，随时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没有人喜欢过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 “江山是兄弟们一起打下来的，皇帝都让你作了，为什么就不许我们吃好点喝好点？” 这应该代表当时很多文臣武将们的心声。 像吉安侯陆仲亨，很早就随朱元璋起兵，在攻打太平、南京等战役中都立下大功。洪武三年的时候，从陕西回京，本来是办私事，不是公务，却擅自调用驿站的马车。朱元璋听说以后大怒，说：“国家刚刚经过战火，人民才开始重新成家立业，负责为驿站提供马匹的家庭生活还很艰苦。把马都拿给你拉车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怎么办？”就罚他去山西捕盗。平凉侯费聚也是立下过大功，后来去苏州做官，每天贪图酒色，苏州治理毫无起色。朱元璋就罚他到荒凉的西北地区去招降一些零散的蒙古部落，还是没啥成绩。因此屡次被朱元璋责备。这两人都对朱元璋非常不满。胡惟庸请他们到家里喝酒，喝完之后说：“咱们三个以前都干过不少贪赃枉法的事，万一被揭发出来怎么办？”二人感到很惶恐，立即同意为胡惟庸谋反准备军马。[1] 有了这样的背景，胡惟庸要谋反，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他就能够很容易就拉拢一大批“有前科”的文官武将来参与这种灭九族的冒险。 后来追查出来的证据表明，胡惟庸结党的范围相当广，跟大部分官员都结成了利益同盟：官员们同意在重大问题上与胡惟庸保持高度一致，向皇帝封锁对胡惟庸不利的消息。而胡惟庸则保证他们的官位特权，出了事情给他们摆平。 这种同盟关系并不等于谋反。但这些职业官僚们应该很清楚：丞相结党意味着什么？ 官员之间结党联盟，都是为了争夺权力。比如唐朝末年的牛李党争、北宋后期的新党和旧党之争。两大利益集团对立，一方如果不结党，就会被另一方轻易打倒。 胡惟庸当宰相的时候，浙东集团的三个大佬：刘伯温、杨宪已死，汪广洋形同废人。胡惟庸代表的淮右集团势力如日中天。特别是汪广洋死后，胡惟庸任“独相”，没有副丞相来分他的权力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胡惟庸，还要不断的结党，这是很不正常的——百官都是你的手下，你还去跟他们结党干什么？ 显然，矛头不是对准某一些官员，而只可能是对准皇帝。 胡惟庸的意图如此明显，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站在了他这一边。要么积极参与，要么默认，至少也是保持了沉默。这说明，朱元璋的肃贪行动，确实是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他已经站到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对立面。 除此以外，胡惟庸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得到军方的支持。他当丞相本身就是李善长推荐的，后来还跟李善长的弟弟结成了儿女亲家。他不停的通过李善长的弟弟去说服李善长与他结盟，共同反对朱元璋。 李善长坚决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一定会失败。但他没有告发胡惟庸，一方面他可能认为只要自己没有实际参与，就算胡惟庸案发，他作为第一功臣，也不会受到诛连，所以没有必要告发；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的很多做法是不以为然的。 胡惟庸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而是用更大的利益来诱惑李善长，承诺事成之后，封他为淮南王。李善长似乎对此很心动，不过仍然拒绝。但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最后说了一句：“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汝等自为之）。”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明白了：他不会参与谋反，但如果胡惟庸谋反成功，军方将保持中立。 在这种情况下，胡惟庸谋反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可观了。只要他能够想办法杀掉朱元璋，然后拥立一位愿意跟他合作的亲王——首选当然是太子朱标，如果他不合作，也可以一并杀掉或者废掉再选一个。然后，宣布废除朱元璋制定的各种“恶法”、“酷刑”，保证大家可以像宋朝一样俸禄丰厚，想怎么贪污就怎么贪污。那么，文官集团一定会表示支持。李善长只要确认朱元璋已经死了，就会站出来稳定住军队， 我们要知道，当时明朝开国才十多年，官僚集团和人民都还没有形成忠于朱家天子的心理。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提前把朱元璋想象成建立两百多年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那么他当然是不可动摇的。而实际情况是：他不过是一个刚刚扫荡完群雄的军事领袖而已。没有人知道明朝的命运会是像唐朝一样，还是像秦朝一样。如果胡惟庸政变成功，扶持一个傀儡皇帝，利用中央枢机的权威逐步诛杀朱家子孙和其它忠于朱元璋的势力，这个天下是姓朱还是姓胡那就不一定了。王莽、杨坚、武则天都是这样成功上位的。 当然，实际情况肯定会复杂的多、困难的多。最大的可能是天下大乱、重新陷入军事混战。忠于朱元璋的军队和服从傀儡皇帝的军队将会展开一场大战。鹿死谁手还很不好说。但对胡惟庸来说，成功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真的成功了，他就是新一代开国皇帝，这种诱惑太大了。无论如何，总比当一个随时可能被处死的宰相要好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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