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四章）

八、血流成河

从这个层面来分析，胡惟庸的谋反，并非偶然事件。不是他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阴谋，而代表了整个官僚集团对肃贪行动的反击。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特权，默默的站在丞相胡惟庸背后，或积极参与、或冷眼旁观，希望朱元璋这个“暴君”的统治能够尽快终结。

但是很不幸，他们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硬，同时还最长寿的开国皇帝。

胡惟庸案发的时候，只诛杀了很少的几个官员。但是随着不断的追查，朱元璋发现此案涉及面之广令人震惊。整个官僚集团在胡惟庸的带领下，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有计划有预谋的向他封锁消息，想把他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聋子和瞎子。

朱元璋是一个很有系统性思维的领袖，喜欢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郭恒贪污案之后，他就下令，以后财务记账必须用大写的“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来记录，而不再使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避免账目很容易被涂改。这个改革至今还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杀掉胡惟庸之后，他也很快就决定废除沿用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随着胡惟庸案的深入，朱元璋进一步发现：废除丞相还是不够。胡惟庸案不是宰相专权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官集团的问题。所以，很有必要在整个官僚体系之外，另外建立一套独立的监察系统。

在此之前，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都是“皇帝-文官-武将”的治理结构。武将负责打仗。除此之外，文官集团负责一切。除了行政权力以外，司法和监察的部门也是在文官系统内部设立的。这样很容易形成所有文官团结起来向皇帝隐瞒消息，结党营私的局面。

杀掉胡惟庸之后两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下令对禁卫军进行改编，改为“十二卫”。也就是十二支有特别权力的皇帝卫队。其中最重要的是“锦衣卫”，负责监督百官，集情报、逮捕、审判和执行的权力于一身。锦衣卫的统领由皇帝直接任命，不需要经过文官系统的选拔，也就是不需要走“科举-低级官员-高级官员”的升迁渠道。这样他们就不容易和文官集团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同盟。

锦衣卫的监察权力完全来自于皇帝的直接指挥，一切情报直接向皇帝汇报，也不需要通过六部或御史。

锦衣卫设立以后，源源不断的情报被送到朱元璋案前。胡惟庸谋反案背后的整个官僚群体也就无所遁形了。各种腐败、结党……历历在目。

随后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朱元璋深思熟虑的结果。胡惟庸死后，他通过两年的追查发现问题的轮廓；然后设立锦衣卫想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又通过两年的时间掌握了胡惟庸结党的详情。在这四年之间，胡惟庸案看起来已经平息了，诛连的数量其实比较有限。官员们不知道的是：朱元璋一直在观察、分析，思考该如何解决问题。

应该说，大部分官员是抱着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与胡惟庸结党的：反正大家都结党，我不参与就会被孤立，被胡惟庸整。如果胡惟庸谋反成功，我说不定还有危险。就算失败了，事情暴露出来，总不能那么多人全都杀了吧？无非也就诛杀那么几个核心人物，其它的人只能是法不责众嘛，对不对？

还有，你朱元璋竟然允许草民捆绑官员进京问罪，收六十两银子就要剥皮实草，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遇到一般的皇帝，这个事情也就这样了。皇帝总是要通过官员来治理国家的。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为了减轻人民的生活压力，削减了部分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保守派直接就质问皇帝：你是通过小民来治理国家，还是通过官员来治理国家？神宗皇帝竟无言以对。

朱元璋应该认真考虑过官僚集团结党反对他的原因，也必然考虑过如果全都严厉惩处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他可以只惩罚少数头目，向官僚集团作出妥协，放宽对腐败问题的惩处力度。这样反而对维护皇帝的权力地位有好处。汉朝、唐朝、宋朝这些大一统帝国的反腐败标准比他所坚持的要低得多，照样立国数百年。

但作为一个从尸山血海中成长起来的贫民皇帝，他终于还是作出了不一样的决定。

在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他一定不止一次回想起父母兄弟惨死的悲剧。

1966年，毛泽东突然返回韶山滴水洞居住了11天，与世隔绝，除了偶尔与工作人员闲谈外，不与任何人说话。11天后，他走出滴水洞，说了一句话：“又要去白云黄鹤的地方了。”便到武汉畅游长江，向世人宣告自己身体仍然非常健康，足以领导中国。然后返回北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洪武十七年，胡惟庸死后四年，朱元璋颁下圣旨，彻底搜捕胡惟庸余党。“胡党”之狱大兴。

杀三万人。

凡是跟胡惟庸结党的官员，不管是积极参与者还是默许旁观者，全部被杀，整个官僚体系被血洗一空。受诛连的还有很多跟胡惟庸等有经济往来的豪门大族。

大处决持续了五年。最后被杀的，就是“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

1356年，二十七岁的朱元璋和四十岁的李善长第一次见面。朱元璋是初出茅庐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善长是远近闻名的文士。朱元璋问：天下大乱，何时才能平定？

李善长回答道：秦末战乱之时，汉高祖出身普通百姓。他生性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胡乱杀人，五年就建成帝王的基业。现在的情况和秦末相似。将军倘若效法汉高祖，天下便可轻易平定！

朱元璋深以为然，从此将李善长作为首席谋士，军国大事，悉以咨之。朱元璋在前方打仗，总是留李善长在后方镇守。李善长也总是能够维护后方稳定，并保证后勤物资输送。开国以后，朱元璋坚决把李善长排在所有战功赫赫的武将之前，并说：“善长之功，吾独知之。”

是啊，在这腥风血雨的十多年里，二人不知道有多少次促膝长谈，纵论眼前的军事、古今的得失、未来的方略。李善长之于朱元璋，就如同萧何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原本应该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君臣佳话。

但是，这个故事最终还是以悲剧结束了。

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对话来看，李善长只是想着如何帮朱元璋夺取天下。他提出不胡乱杀人、知人善任等谋略，更多的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的。等到天下平定以后，这些谋略不再需要，李善长也就变得贪图权位、心胸狭隘起来。下级官员稍微触碰他的权威，就会遭到打击报复。逼走刘伯温、整死杨宪。都是出于派系斗争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公义，

而朱元璋则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的人。这从他主动把自己唯一的根据地和大部分军队交给郭子兴就能看得出来，他做事情不纯粹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道德考虑的分量也相当重。当了皇帝以后，仍不失平民本色，省吃俭用、疯狂工作，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成天担心的就是跟他出身一样的农民像遭到像元朝官员那样的迫害，在反腐败方面的力度可谓前无古人。这一点，是李善长完全想不到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所以，李善长慢慢的把朱元璋看成一个暴君，不愿再与之合作。而朱元璋则对李善长的所作所为感到越来越失望。这一对创业君臣开始渐行渐远。直到朱元璋发现，李善长被胡惟庸多次策反竟然隐瞒不报，甚至说出“汝等自为之”这样的话来，这才终于起了杀心。

公元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韩国公李善长因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族诛。全家七十余口，尽斩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