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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

2023-7-10 01:21|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59187| 评论: 1|原作者: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

摘要: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编注:这就是中苏论战中著名的“九评”中的第一评。其中值得思考的部分由编辑加了重点。

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谈怪论。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经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这篇文章中,曾经概括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们对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识地作了保留,给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说明真相,弄清是非。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扯了许多谎话,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列宁《短论》,《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五〇页)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
  事实是最雄辩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说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年四月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
  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说。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说,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复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谈话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因此,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则上阐明了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场。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态度吗?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贯的、正确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的、“虚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大概是他们以为,我们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赖账,可以用谎言来欺骗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虚伪的吗?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结果”、“伟大的结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记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结果”或是“伟大的结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1],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2],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3]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4]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
  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对于苏共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们对于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还是不满意的。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们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们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这个提纲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见附件一)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们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
  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种照顾大局的让步,竟然被苏共领导拿来作为借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分歧,制造分裂。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口口声声地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
  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协议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5]、“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6]。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7]、“历史的转折点”[8]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9],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10],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苏联同志在一九六○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讨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11],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12]。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13],等等。他从戴维营会谈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混乱。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攻击是站得住的。我们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应当对盛行一时的错误观点和荒谬言论沉默不言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吗?

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U-2 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事件。所谓“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但是,事情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积极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主张为了开好这个国际会议,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苏共的赞同。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会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苏共领导竟然背弃自己的约言,把本来应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谈,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围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许多兄弟党来说,也是一种突然袭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的。
  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绝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钉。他们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说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吗?不。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谈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见附件二)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谈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七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挥舞手中的指挥棒,纠合一批打手进行围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顺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但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妄想组织围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们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错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们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谈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竟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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