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经济学家不懂政治学 第二种类型是,最上级部门不如市场高明 ·如果产品的定额是由计划机关确定的,那企业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去消费资源或努力确定并提供那些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 我在上一部分已经说明了”下级不服从上级”的说法是扯淡。所以说第一种“缺点”,即企业没用动力去满足消费者,并不是因为企业更喜欢满足上级的偏好而不是消费者的偏好,只能解释为上级机关不想满足消费者。但是,问题来了,上级究竟是谁?车间服从于工厂,工厂服从于企业,而企业服从于部委。假如我们不考虑部委和斯大林的权力大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此止步。总的来说,上级是掌握权力的政治家。所以说,第二类批评其实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政治家做决策不如什么都让市场来决定。新古典经济学家这么想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决定的,他们本身根本没有做证明。而我现在正要做的就是相反的证明,那就是政治家来决策反而比市场决定好得多,甚至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下。 不管是新古代经济学家还是市场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家是一个要么独裁的(兰格典中典:中央计划的生产会符合官僚的偏好),要么是极端的利他主义者(偏左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里面)。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里面,一般认为政治性的上层建筑就是简单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但是,实际上国家机器和统治阶级本身有相当的独立性。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把统治阶级里面相对腐朽的一批人给抛出去,例如说反垄断法的立法,再例如说对金融投机的严格监管等等。此外,我和一些线下的同志也认为,中世纪的欧洲的强大的教会势力,其实也起到了相对于地主阶级中立,进而缓和农民和地主的矛盾的作用。 而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则把政治家进行数理化、抽象化的处理。他们会认为,政治家就是“权力动物”,这里的权力指的是“主权”。一般人之间起冲突,有可能通过仲裁解决,但是归根结底,可以依赖于法律和警察。但是政治不行。政治家自己就是制定法律的人,自己就是指挥警察的人,政治家之间的冲突是不能找警察或者诉诸于法律的。这就是国内政治学或者比较政治学的重要观点,就是主权在一国之内是至高无上的(对应的,在国际关系学里面,则是全世界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为显然没有一个法庭去审判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除非你认为美国控制的国际机构是一种法庭)。有权力,就无所不能,没有权力,就什么也干不了,所以说,政治家就是“权力动物”,这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嗜好权力,而是因为如果没有权力,那他们也就对政策、法律、执法等没有影响,进而被淘汰出局了。但是,如何获取权力呢?显然一个个体是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必须得到集团的支持。而得到支持的唯一手段就是满足他们的经济利益。民主国家的议员不这么做就会丧失选票,独裁国家的领袖不这么做就会被政变搞下来。 (这些逻辑可以在《独裁者手册》里面找到。不过这个作者是一个美国的资产阶级右派所写,思路可以参考,但是结论不必接受) 两个理论结合起来,就得到了政治家的行动的特点。政治家必须得到一个个经济集团的支持,也就是说他必须满足这些集团的经济收益。然后我们再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的发展结合进来,就可以得出一个更精妙,更符合事实的模型。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治家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他们作为一个集团同时受到有产的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两方面的压力。一般情况下,他们会立法保护整个产权体系进而满足剥削阶级的需要,但是会在一些具体的经济事项上满足劳动阶级的需要。但是,有一件事是政治家必须会做的,就是他需要尽可能的发展经济。因为如果经济发展了,政府收上来的税增加,就可以更好的满足支持政治家的各个集团的胃口,在满足之余还可以让自己贪污腐败的更多一点。 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的中国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中资大搞“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一开始改革的时候,体制内的原本的国企工人就受到保护;后面虽然私有化了,在养老金上还是先照顾原住民。国企工人分配的住房很多集中在大中城市,也许只有东北例外,所以在房产泡沫里面又有相当一部分化为食利者。这些庞大的支出必须由新进城的农民工负担,但是在gdp绩效之下,农民工的收入相对于老家种地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尽管他们被更狠的剥削了但是很大程度上没有不满。这其实就是政治家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的逻辑的很自然的结果,发展经济,这样才可以更好的满足自己的权力来源的利益。注意我这里提到的都不是资产阶级,事实上,非统治阶级一样是权力来源的一部分,只不过权重不如统治阶级而已。 另一方面是,政治家掌握剩余往往是不能自己享受的。例如说,现在中国资产阶级的财政收入,显然不能被习近平一个人独吞了。这不是因为贪污是非法的,而是因为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导致的:资本家掌握自己的利润,要是被盗窃或者抢劫,他可以找法院警察帮忙;习近平要是钱拿太多了导致背后的集团不满来个政变,他找谁都没用。所以说,政治家即使掌握了剩余,也必须把相当一部分花出去。我认为就是这一点才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有着异常高的投资率。只需要考虑中国政府对投资的补贴、在基建的投资、各种政府性基金的融资、绝大部分的企业债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的负债和投资等等,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高投资率在人口没到刘易斯拐点的时候,就是和经济成长成正比的。还是中国为例子,和印度相对比,在2010年之前,增长率是百分之10和百分之6,而投资率是百分之45和百分之27。可以说几乎是完全是正比。因此,认为政治家掌握经济就意味着不如市场决定,是完全错误的结论。 (此外,上面的讨论也可以说明这一段内容的错误:“在经济中的每一问题一每种价格、每种产品、每种技术都要服从政治上的争论时,那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或者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对民主要求的精巧的或不那么精巧的禁止。”,这实际上就是在描述政治家不得不在不同的权力来源之前走钢丝。但是,发展经济就是一个让钢丝变宽变粗乃至变成一个吊桥的最好办法。所以说这段话否定了它自己。正是因为(不仅仅是民主,而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政治上的争论”,政治家才会有充分的动力去让经济增长来缓和这种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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