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分析一下分权式计划经济的问题。 在讨论之前,首先必须引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因为我们需要这来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列宁的这个判断非常非常重要: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列宁的说法其实有一点抽象,其实这部分是非常值得仔细推敲的。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这在农业时代是描述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但是在工业时代,这就是对生产方式的客观描述。成衣业的人生产的衣服必然几十倍几百倍于自己的需要,不管是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建筑业的工人造的房屋也远大于自己需要,同样不管是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由此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如何让人为他人的利益劳动? 资本主义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由于分工,所有人都不能自给自足,必须设法取得货币收入,资本家通过利润,工人通过工资。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了资本家是否有利润,然后资本家再通过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内部管理(后者是服从于前者的)来决定工人的工资。计划经济的逻辑是类似的,政治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维持自己权力,组织了一个消费品市场来监察企业管理者,用官职表来决定经理们的收入,经理再通过管理制度来决定工人的收入(细节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市场,不得不大规模的使用计件工资和绩效工资)。总的来说,这就是一个“集权”的机构。消费者对资本家有权威,资本家对工人有权威;或者政治家对经理有权威,经理又对工人有权威。不管怎么说,他人相对于单个劳动者有权威,全体对个体的权威,是现代工业不再自给自足、必须社会化生产的必然结果,且不以所有制为转移。 而分布式计划经济,其实相当程度上违反了这一点,而且往往由于实际的经济压力最后滑向私有化(不仅仅是市场化了)。 首先,是计划机构对“地方官僚”的放权。这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在历史上,这就意味着计划经济的权威体系的第一环节,也就是“组织了一个消费品市场来监察企业管理者,用官职表来决定经理们的收入”失效了。那显然中层官僚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躺平,开始不作为。或者,在放权的同时还是有绩效考核,但是绩效考核的数据来源失效。比如说大跃进时期,官僚当然还是要绩效考核,但是很多的统计任务、核查体系等被放弃了。那这时候就会“乱作为”,结果就是大饥荒。 当然,给中层官僚(企业官僚或者地方官僚)放权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如果一放到底,形成所谓的工人自治,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答案是,可能会有可行性,但是会有很多问题。 如果完全放权给工人,这实际上意味着计划经济的权威体系变成了“政治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维持自己权力,组织了一个消费品市场来监察企业并直接决定工人的收入”。这首先会产生激化矛盾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绩效不好所以把管理者免职了是一回事,给所有工人降薪或者提高劳动强度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显然这会极大的激化矛盾。列宁时代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乃至托洛茨基残酷的整肃铁路部门,在红军逃兵搞十抽一杀等,都源于此。 当然,也许可以搞点市场社会主义,这样工人降薪或者加班都是因为无形的市场的压力,而不是政府计划机构的直接强迫。这样就是南斯拉夫模式。问题是,下放权力本质上是把使用权下放了。也就是说把财产权的一部分下放了。但是不同的企业部门的财产权是极端的不平等的。例如说钢铁工业的固定资产要比轻工业部门大得多,而轻工业则又比服务业大得多。而要注意的是,现代经济的权威是自然产生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在固定资产不一样的情况下,这种权威会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再生产出来,换句话说,不同企业的工人的严重的不平等。而且,和资本主义不一样。起码在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团体,但是这种不平等下却分化为很多个利益集团。中国的单位制其实也在资本主义复辟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一些形式上的放权是可行的。例如说,如果给地方官员的放权仅仅是执行权,仅仅是给了更多的拨款资金,但是同时却又严密的监视资金的使用,对成果进行多方面的全面的考核,那么这表面看是放权,实际上反而是集权。此外,有的权力不太重要,那确实完全可以也应该下放,比如说某个学校内部的具体管理。但是总的来说,执行的层面还是必须要集权,必须强化整体对个体的权威。 (补充一点,很多人喜欢说的OGAS,这个计算机系统说白了就是能整合企业和部委的经济活动的信息。因此对计划机构对他们搞监察有极大的帮助,本质上就是一个用来集权的东西) 集权是不是一定是危害的呢?其实不是。这里回到民主集中制,那就是执行必须是集权的,但是决策不一定是。也就是说,作为执行机构,即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工厂,每一个车间,都必须服从上级的指挥执行任务。但是最上级也就是决策的机构,则需要民主产生。比较简便的办法是参考现在的议会制国家,由选民选举组成议会,再由议会任命相关的专家为计划机构。而苏维埃制度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个议会的权力更大的议会制。 这相对于前面提到的分权体系的好处是,在前面的分权体系下,不同企业的工人根据自己的单位分裂为不同的小团体。但是在集权的体系下,单个企业的工人对自己的企业的话语权是有限的,所以说不会得到任何实际上的财产权。因此工人是一个基本统一的阶级。如果民主制是有效的,这就意味着议会将会表达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然后让计划机构服从于这个权威。当然,前提是民主制是有效的。我可能会在其他的文章里面分析为什么很多的民主制度是无效的,不过这里就不分析了。 总结一下,考虑到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分权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经济必须以集权的方式运作,形成“选民决定政治家是否能掌权,政治家为了权力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而组织了一个消费品市场来监察企业管理者并用官职表来决定经理们的收入,经理再通过管理制度来决定工人的收入”的一个经济的权威体系,才是一个合适的制度。权力越大,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性越大,才能运转的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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