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一结束，丽拉就与索里普诺结婚了。索里普诺渴望投身于印尼独立运动，并在1945年率领印尼学生代表团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会议。此后，他返回印尼，加入了独立斗争的前线。1948 年，应印尼总理阿米尔·谢里夫丁（Sjarifuddin）之邀，他代表印尼参加国际学生联合会，前往其总部布拉格。谢里夫丁还任命他为全权大使，开始与苏联就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问题进行微妙的谈判。 新成立的印尼共和国国际地位不稳，其合法性没有得到多数西欧国家和美国的承认。伦维尔协定[9]签署后，荷兰和印尼达成了暂时休战协议。然而随着谈判僵持不下，原本作为第三方承诺保持中立的美国公然倒向了荷兰。荷兰对爪哇岛的印尼共和国实施经济封锁，禁止任何物资出入，导致岛上资源极度匮乏。而美国政客却对此视而不见，并对荷兰违反协议、试图用经济手段扼杀独立共和国的行为采取了放任态度。 毫不奇怪，在这种背景下，经济问题成为了谈判的核心。荷兰拒绝在殖民主义的核心问题——即占有和控制印尼生产资料——上做出妥协。他们要求将其所有国内资本债务转移给印尼人，尽管设立在荷兰的外国公司早已榨干了这些行业的利润。谈判的唯一胜利令人心寒，即荷兰人同意印尼人可以用“印尼人”（Indonesian）这个词来自称，而不再是荷兰殖民时期的“土著”（native）一词。荷兰对经济利益和资源的贪婪压倒了其“欧洲文明优越感”的体面。 面对荷兰的强硬态度，联合国无视印尼人民的正义诉求，所有西欧国家都拒绝承认印尼共和国。索里普诺前往布拉格谈判，争取苏联对印尼共和国的国际承认。他成功了，然而当苏联人宣布这一决定时，哈达（Hatta）政府因与美国政府深度绑定，拒绝接受苏联的外交援手。索里普诺被召回印尼，苏联的国际承认成为他的耻辱和他脖子上的绞索。 随后，情况更加复杂——1948年9月，远离首都的茉莉芬（Madiun）市爆发了一场工会斗争。这场劳工斗争升级为左翼民族主义团体与保守的哈达政府间的武装冲突。哈达政府因此逮捕了三万五千人，包括索里普诺。但是，哈达政府显然无法同时与国内的左翼力量和荷兰殖民势力这两条战线作战。此时，荷兰违反了伦维尔协议，对日惹发动军事进攻，并逮捕了印尼共和国领导人，这打破了权力平衡。面对荷兰军队的进攻，哈达政府不能失去印尼民族主义者们的支持——他们需要这些被逮捕的民族主义者站到自己这边。因此，除了十一名左派领导人外，三万五千名工人、劳工领袖和左翼人士获释。1948年12月19日，这十一名左派领导人被哈达政府枪杀，索里普诺是其中之一。
1948年9月保守政府在茉莉芬逮捕抗议民众 图片来源：荷兰国家档案 对丽拉和印尼共产党（PKI）人而言，索里普诺为直击资本主义核心的独立而斗争。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看到了哈达政府与荷兰政府谈判中所面临的经济欺骗，这种欺骗被以美国为代表的其它参与方积极煽动。到了1950 年，这种欺骗变成了独立的代价——将金融资本主义的所有武器，包括印尼银行、重要企业及大片宝贵土地交给了荷兰人。名义上独立，但经济上依附。印尼终于获得了“自由”：自由地在荷兰银行和荷兰公司的阴影下挨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荷兰仍然掌握着印尼的生产资料，并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将印尼的剩余价值抽取到荷兰的口袋中，简直是印尼经济的金融紧箍咒。 贝蒂·米勒德可以表达她对争取独立的印尼妇女的声援，但她不清楚这对她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她的政府在丽拉所投身的运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丽拉那“火车汽笛”（用贝蒂的话说）般的愤怒，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力量，一种唤醒美国人从他们的天真中觉醒的力量。 金耐特在对吸烟的性别、性取向和阶级政治问题上获胜后，更频繁地来到二等车厢，发表对世界的看法。她毫不含糊地说，“法国工人阶级不是种族主义者。”尽管贝蒂和丽拉曾在莫斯科就美帝国主义和有意义的反殖民斗争团结问题交锋，但丽拉告诉贝蒂她对火车上关于吸烟的辩论的看法。那是当她们在沈阳，将要回到火车上时。再在天津停一站，就到北京了。面对贝蒂警惕的目光，丽拉说：“这不是很有趣吗？有些人不吸烟是因为她们想更接近工人阶级。同时，她们对其他问题并没有太大兴趣。” 丽拉的推论很清楚：金耐特认为没有必要解决欧洲工人阶级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那就像晚饭后喝咖啡或抽烟一样自然。她拒绝看到自己存在本能的等级观念的可能性，也拒绝承认跨越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这些真正的障碍而建立国际工人团结的困难。我猜那一刻丽拉看到贝蒂的脸舒展了，眼里闪过一丝微笑。“她说得有道理，”贝蒂当晚在日记中写道。 四、穿越火线：徒步参会与未能成行的妇女代表们并不是每个人都乘火车或飞机去参会。一些南亚和东南亚的代表徒步前去。为了参加全球左翼妇女的集会，她们跨越了由来自尼泊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塞内加尔等殖民地的士兵巡逻的军事化的边境。这些士兵由荷兰、英国和法国殖民者雇佣或征召，被殖民者根据需要运往世界各地。三个妇女代表团前往中国，没有护照和签证，也没有大使馆的签名或公章。 这些妇女是武装战士，来自当时的英属缅甸（今缅甸）、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和北越（今越南）。每个人都穿过危险的战区前往北京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所有代表团所在的国家，反殖斗争都不可能轻易或迅速取得胜利。如果没有与亚洲人民一样渴望自由的同志之间的团结，胜利更是遥遥无期。每个代表团都有按时到达的成员，但她们的旅程漫长而危险，有的人无法成行。 1、历经千难万险，只为民族独立
越南革命斗争中的妇女 | 图片来源：2SAIGON 胡德明比其他五位被选为代表的同志提前三个月离开，因为她原计划早些到达，协助会议筹备。最终，这段旅程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她是越南代表团中唯一及时抵达的代表。她从越南北部高地的解放区开始了旅程，沿着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走过的路前行。在北越，她在民族解放阵线的同志们正在准备进行持久战。 从世界各地殖民地集结的法国军队已在越南南部增兵，准备破坏来之不易的越南人民的独立。法国殖民者的小规模进攻主要通过空投威力巨大但精确性不高的炸弹，他们企图恐吓越南人民令他们屈服，放弃自由共和国的尊严，同意回到法国殖民体系，像绵羊一样温顺。但这些目的遭到挫败。殖民者的炸弹以学校和民房为目标，也摧毁了桥梁、道路和军事哨所。地面上的殖民军队进行着类似的暴行：毫无理由地屠杀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这些屠杀发生在每一位妇女、老妪和女童被强奸和用步枪、棍棒和瓶子性侵之后。她们的尸体被刺穿和肢解，没有在家里焚烧，而是被陈尸于野，警告周围村庄的村民：好好种水稻，低下你们的头，纳税，不然那些被夏天的雨水腐蚀的伸出的手掌就是你们的下场。 胡德明两次避开法国军事警戒线抵达越南海岸，试图乘船前往中国。这两次她都被逮捕、拘留、遣返。第三次，她尝试了另一条路线：她乘船去了法国，再从法国乘船到中国。她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到北京，赶上在会议的第一个晚上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共舞，却没来得及按计划帮助筹备会议。
1949年12月，胡德明和金耐特·凡尔米什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拥抱 | 图片来源：美国史密斯学院的索菲亚·史密斯档案馆 殖民者持续不断地袭击，拒绝接受他们的独立宣言，因此胡德明和她的同志们放下武器，从支持武装抵抗的重要工作中抽出时间，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及发表演讲、参与聚会和起草决议。她们寻求在最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妇女建立区域团结。她们寻求对其国家陷入困境的独立事业的承认，在帝国主义国家眼中，这种独立短暂而易被遗忘。 1948年，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越南代表范恩顺（Pham Ngoc Thuan）描述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超出国际外交认可的重大意义。“我们强烈希望，亚洲各国代表之间的交流，以及各国人民的斗争经验将有助于大会制定决议，确保大力支持亚洲妇女的抵抗运动。” 林朗（Ling Lang）从马来亚步行然后乘船到中国。[10]与越南一样，马来亚最安全的地区是最偏远的深山老林。她的同志们是农民和种植园工人，有些是马来人，大多数是印度人或华人后裔。他们被英国殖民者运送到这里，以确保橡胶和其他种植园工人内部的分工等级矛盾。[11]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这些同志都保护着她的安全。林朗参加了会议并致辞。 丁天桂（Ting Thien Gui）从缅甸一路走来。缅甸正被内战撕裂，起因于1946年英国允许其独立的背信弃义的承诺。名义上“独立”，但仍受制于远程殖民主义（long-distance colonialism）的财政枷锁：英国公司仍然掠夺着他们工业、矿业和橡胶种植园的所有利润。越南、马来亚和缅甸的傀儡政府依赖殖民地金融和美国武器来维持政权。人民对这种新的殖民主义代理人统治（colonialism-by-proxy）的反抗引发了殖民者所谓的“内战”——这些不过是人民与殖民军队、帝国主义炸弹和投掷这些炸弹的资本主义飞机之间的“内战”。丁天桂并不是独自出发的，可是她的同伴被英国士兵开枪打伤，被迫返回。 还有其他国家的几位妇女被禁止参加会议。美国非裔民权活动家兼记者夏洛塔·巴斯（Charlotta Bass）被美国政府拒发护照。泰国华侨代表魏德（Wei The）也描述了类似的情况：“还有三位代表本来准备参加这个里程碑式的会议，但由于銮披汶·颂堪（Songgram）反动政府横加阻扰，她们被耽搁在途中，至今无法参会。” 菲律宾唯一的代表已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1948年，美国支持的菲律宾政府镇压了吕宋岛上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参与的虎克军起义（Hukbalahap Rebellion）。[12]美国还确保加强对菲律宾人进出这些岛屿的控制，以防止反对美国傀儡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离开或进入菲律宾。 日本代表团中只有旅居中国的日本革命妇女田长滨乐（Tanaga Hamaku）能够参会。她代表了被美国驻日本麦克阿瑟总部禁止参会的大型日本代表团。学者小碇美玲（Mire Koikari）描述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重要领导人宋庆龄与日本民主妇女委员会领导人宫本百合子（Miyamoto Yuriko）之间的信件。为了抗议美国占领日本当局拒绝给妇女代表发放出境护照，日本妇女活动家于1949年12月16日和17日在东京举行了平行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宋庆龄致宫本的信中热情洋溢地描述了北京的大会：“所有人都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带来永久和平、解放被殖民人民的共同意愿。” 2、大会开始，她们寻求所有人的解放！
1949年12月，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这些妇女共同参与的运动并不认为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相比处于次要位置。作为共产主义的独立运动，她们寻求所有人的解放：农民、工人、妇女、各民族、不同宗教人士和原住民。她们认识到这些人际关系形式之间的差异；所有人都看到了妇女组织的必要性，即使已经有青年团体、农会和工会。她们希望建立的世界超越国别，包括所有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工人阶级和农民。 胡德明向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法国妇女庄严宣称妇女权利只有在公正的世界中才有可能实现，她要求法国妇女更坚决地团结起来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她在大会的第一天致辞：“作为直接从越南抵抗运动中来的人，我很高兴向你们致以越南妇女的问候和表达团结的愿望，她们在越南妇女联合会的队伍中团结一致。”正如越南解放领袖胡志明所言：妇女占社会的一半。如果她们不解放，社会的一半就没有获得自由。妇女不解放，社会主义就建设不起来。 当各国妇女代表抵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首都北京时，天寒地冻，她们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座位上裹得严严实实。主会场横幅上写着“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与世界和平而斗争”，庆祝这一历史性的反帝妇女活动家大会。来自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妇女描述了将妇女权利埋葬在废墟下的殖民战争的状况。在殖民军队的攻击下，他们的庄稼被烧、桥梁被炸、道路被毁。 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将独立国家的妇女权利想象为和平，尽管她们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这一愿景。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没有忽视世界其他地区而只支持亚洲人民的诉求；相反，它在各国妇女中寻求一种足够强大的国际主义，使其能够抵抗世界各地的殖民再奴役和帝国主义。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寻求妇女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结婚和离婚权、同工同酬、结束暴力和一夫多妻制、国家支持儿童保育，以及妇女的财产权。她们与所有寻求妇女解放的人们有着共同的目标。简而言之，大会寻求以妇女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为框架的公正和平。 林朗、丁天桂和胡德明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参加会议，每一步都衡量着她们走过的距离和激励她们的愿望，她们代表着成千上万的参与斗争的妇女。与会妇女代表们将从斗争中获得的经验汇集起来，共同创建了一种妇女国际主义理论，它将指导遍布全球的反帝妇女的斗争实践。
译者注： [1] 乌萨·帕特内克（Utsa Patnaik），印度经济学家，她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农业和以农民为主导的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问题，以及与食品安全和贫困有关的问题。 [2] 普拉巴特·帕特内克（Prabhat Patnaik），印度经济学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坚决批评者，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家。据他称，在印度，经济增长的提高伴随着绝对贫困程度的增加。 [3] 印度尼西亚妇女大会（印度尼西亚语：Kongres Wanita Indonesia），通常简称为Kowani，是印度尼西亚妇女组织的联合会，成立于1946年。 [4]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WIDF，World Women's Democratic Federation）是一个国际性的妇女组织，成立于1945年，旨在促进妇女的权利和参与。 [5]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建于1938至1939年间，位于柏林以北50英里。二战期间，这里共关押过13. 3万名妇女、儿童和青年。 [6]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是位于非洲东南部的印度洋岛屿国家。 [7] 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 of Iran),1941年9月20日成立。由伊朗共产党人拉蒂马什等人在苏联的支持下重建党组织，定名为人民党。 [8] 印尼语Dalang，指印尼哇扬皮影戏（Wayang Kulit）的表演者。 [9] 伦维尔协定由印尼与荷兰于1948年1月17日签署的，规定荷兰和印尼就地停战，这使印尼的领土大部分为荷兰所侵占，并要求印尼加入荷兰主导的“印度尼西亚合众国”； [10] Malaya, 现马来西亚半岛，1963年与其他几个区域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11]分化不同族群是英殖民者的典型殖民手段，意在保证底层互害，避免不同族群团结起来反抗殖民者。 [12]虎克军最初为农民游击队，后发展为不同阶级与职业的革命者参与的反帝运动。 —END— 文章来源：选译自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教授所著的《埋葬殖民主义——1949年的革命女权主义会议》一书，因篇幅有限，原文注释略。 原标题：The Journey to the Confer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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