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饭店是个变相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住在这所第一流旅馆的外国记者每天晚上在楼下的餐厅中交换消息。四月二十七日在晚餐柜台上,我听到几位亚洲记者说:他们依预约的时间去见北京市长彭真,但是无法见到,听说彭真已经被扣押了。他显然是受到邓拓的牵连。大家都知道邓拓是彭真的智囊,而自四月以来,邓拓即不断受到《解放军报》的指名攻击。但是第二天,我从深入采访中获知,彭真并未被捕,这天上午他还乘车赴中南海(这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办公的地方),仍然有两名穿蓝布制服的警卫员保卫着他。但与此同时,北京市委门前突然增加了十多名穿黄色制服的解放军,禁止彭真回到他的办公室去。这一情况证实了我们俱乐部传闻已达一个星期之久的传说,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一分为二,毛泽东和林彪已在上海另组党中央和刘少奇控制下的北京党中央对抗。现在由军人占领北京市委显示上海党中央已向北京党中央采取行动。 五月十五日下午,我从中共外交部方面获得消息,说毛泽东将于当天夜晚乘火车返回北京。我赶到火车站,并打电话通知了几位同业,但结果我们在火车站白等了四小时。事后我们获悉,毛泽东已经在济南下车。虽然我们无法探究原因,但相信是由于他对北京的局势尚无控制的把握。我的这个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对的,因为一位罗马尼亚同业第二天从一名新华社记者口中得到消息,彭真仍控制着北京市委。虽然在军方的压力下,他已无法进入市委办公室,但是在他的心腹们严密警卫下的住宅内,每天仍有许多人进进出出,市委办公中心显然已搬到他的家里。 六月初发生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明白了。那时林彪派他的心腹大将杨成武和杨勇到了北京,强迫改组北京市委,并用武力接管了人民日报、北京电台和新华社。短短数天之间,上海党中央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武装政变手法,压倒了北京党中央。刘少奇派虽然在北京没有军事力量,而且失去了宣传优势,但并没就此屈服,相反地,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击。 开始,分处在各地的中央委员纷纷抵达北京。我在七月八日发出的电讯中说中共即将召开八届十一中央全会,就是根据这一情况做出的判断。在这几天中,所有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都非常忙碌,我们都知道即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由于局势太复杂,我们的采访工作不知从何处入手。在七月十日晚餐时,一位法国记者建议大家分工合作,互相交换采访所得,以便弥补我们的人手不足。经过分头采访,知道迄七月十五日,已经有中央委员五十一人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八人集中到北京,大部分下榻于书记处大厦;而一些地位较高的,则被招待下榻到刘少奇和彭真的巨大住宅内。据我们所知,住在彭真家里的,至少有李井泉、乌兰夫及李保华(华东局书记,李大钊之子,尊称彭真为叔叔)等人。几位苏联同业从科学院方面获得的消息说:中央全会已经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开,但是我们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证实。从抵达北京的中委及候补中委的名单看,我们发现了两项耐人寻味的奇特现象:一是华东及中南地区的委员大都没有来,他们显然效忠于上海中央,但是少数派;二是西南和西北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带兵的委员几乎都没有来。华北区的军事委员都在北京,东北的来了不到半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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