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戈一击
汪直感到非常委屈，就跑来跟朱见深哭诉，说：“这个事儿不是内阁的意思，司礼监太监黄赐、陈祖生是福建人，收过杨晔的钱，我怀疑是他们在背后唆使的。”
朱见深一看：哎呀，心肝宝贝受委屈了。别伤心别伤心，看皇帝叔叔怎么帮你收拾坏人。随即就下令把这两个倒霉的家伙贬到南京去了。
朱见深根本就没有去调查黄、陈二人是否参与此事，完全是为了哄小汪直开心才把他们贬走的。这个旨意甚至比撤西厂的命令还要提前发出。怀恩再次跑到内阁去传达皇帝表示妥协的意思的时候，商辂很高兴，连声说：“谢谢太监帮忙”。怀恩说：“先生别高兴的太早，西厂还没关门呢，我方已经损失两元大将了（吾辈数人已折其二）。”
怀恩的警告是有道理的，朱见深关闭西厂不过是以退为进。文官集团的进攻来势太猛，他不宜硬顶回去，需要观察一下形势。
官员们的态度很快就出现了分化。六部九卿的弹劾奏章找大臣们一起签字的时候，其实就有问题。项忠是兵部尚书，奏章就是他住持起草的。但签字的时候他却说，吏部是六部之首，应该先让吏部尚书尹雯签头一个。项忠的手下的就去找尹雯，尹雯说这事项忠倡议的，为什么他不签第一个？那人就把项忠的理由说了。尹雯大怒：“今日才认得六卿之长吗？”意思就是说，你们平时不把吏部当回事，现在需要人去跟汪直火拼了，才想起来把老子推到第一线挡枪啊？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项忠为人骄傲，当了兵部尚书以后一直没把其他部门的领导放在眼里。从他荆襄平叛中那封与群臣对骂的奏章就能看出来，这是个喜欢得罪人的主儿。
项忠跟汪直闹僵，也是一样的原因：有一次汪直坐着轿子，带着一大队人马从大街上经过，正好跟项忠的轿子迎面而过。汪直不知道是项忠，就这么过去了。过了之后才发现——可能是手下人告诉的，于是连忙带着队伍追回去，跟项忠打招呼并道歉。
这应该是很给面子了。但项忠既不下轿、也不理会，给汪直难堪。估计他是这样想的：你一个小太监见了尚书大人竟然敢不下轿请安，现在追回来也是失礼。汪直当然也生气了：给你脸不要脸，你以为本太监怕你？以后再在路上碰到别说打招呼了，直接就跟项忠抢道。二人关系很快就形同水火。
尹雯虽然最后还是在奏章上签了字，但随后就派人告诉韦瑛，说这个奏章是项忠写的，他是被迫签字。这表明在文官集团内部，对于撤销西厂一事，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并非铁板一块。
西厂撤销的第二天，都察院的长官、左都御使王越，找到内阁大臣刘珝和刘吉质问：“汪直行事公道，像黄赐这种人专权纳贿，如果不是汪直，谁能把他赶走？商辂和万安在内阁任职时间长，是非很多，所以对汪直有所忌惮。二位刚刚入阁，为什么也要参和这里面的是非？”（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黄赐专权纳赂，非直不能去。商、万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惮。二公入阁几日，何亦为此？《明史·王越传》）。
刘珝就不说话。刘吉反驳道：“我们弹劾西厂，是为了朝廷，不是为了个人。你说汪直行事很公道，那朝廷还要公卿大臣做什么？（不然，某等言事，为朝廷，非为身谋也。设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为？《明史·王越传》）”
这番话听起来正气凛然，但逻辑很有问题：汪直做的事是在抢大臣们的饭碗，不管他做事公道不公道，都必须要弹劾。
话讲到这个份上，王越也就无言以对了。
经过这么几个事情，让朱见深看到，内阁和六部九卿其实并不团结。尹雯摆明了不支持项忠；都察院的两位长官——王越和另外一个左都御史李宾，明显意见冲突；刘珝面对王越的质问默不作声，说明他心里面未必十分支持商辂的奏章，很有可能也是被迫签字。
只要文官集团不团结，就比较好办了。
被贬到南京的黄赐应该是确实收了杨晔贿赂的，汪直这么说、王越也这么说，阁臣也不否认。朱见深决定把他作为突破口，授意东厂重新抓起来审问，很快就把项忠给供了出来。御史的弹劾奏章也恰如其时的出现，把项忠各种大小过失一股脑翻出来。
朱见深下令将项忠交法司审判。项忠坚决不认罪，但法司仍然判他罪名成立，贬为平民。至于具体是什么罪名，正史里面没有记载。从黄赐的这条线索来看，应该还是“杨晔案”的延伸。
由于韦瑛被贬去戍边去了，汪直手下一时没有得力的助手，非常不爽。朱见深就跟他说：韦瑛是个粗人，那些大臣跟他没法沟通，所以才一定要把他赶走。我建议你去找个文字好的又能干的来给你帮忙。
汪直就去找。有人跟他推荐说锦衣卫吴绶不错。汪直把吴绶找来，让他写了两篇文章，看了之后非常满意。跑去跟朱见深说：找到了。朱见深随即下令把吴绶破格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使，主管镇抚司。镇抚司是锦衣卫里面负责抓人和审讯的部门，是锦衣卫的核心部门。朱见深这么干，其实就是把锦衣卫交给了汪直管理。
这两件事释放出来了很明显的信号：汪直没有失宠，皇帝仍然打算继续重用他。
御史戴缙和王亿看到了这个苗头，就上疏为汪直辩护：“太监汪直厘奸易弊，允合公论。汪直所行，不独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
更绝的是，这篇奏章还针对商辂所说的北京闹妖精是应到西厂身上，反驳说：“自古人臣，一遇灾变，辄自修省，以回天意。乞令两京大臣自陈去留。”
也就是说，闹妖精这种不祥之兆不是你们说要应到西厂就应到西厂的，古代大臣遇到这种情况是要反躬自省的。我们建议让各位大臣自己上奏反思自己的过错，说明自己该留任还是辞职。
戴缙和王亿在此之前都跟汪直没有交往的记录，而且都是级别比较低的御史，平时都是外地巡视，很少回京，也没有跟汪直直接沟通的渠道。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次上奏有一定的投机性质；但也可能是他们本来就觉得西厂反腐败干得好，原来不敢说话的，受到项忠被逐、吴绶升官的鼓舞，才决定出头为汪直申冤。
具体戴缙和王亿怎么想的不知道，反正朱见深看了之后大喜过望，马上下令重开西厂，汪直任西厂提督。而且表示同意奏章所言，让大臣们上奏“自陈去留”。
闹妖怪这种事情，本来就不是政治斗争所宜言。商辂非要扯进来扣到西厂头上。这下被反戈一击，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既然皇帝都说了京城闹妖怪大臣也有责任，让大家自陈去留，作为内阁首辅总不能说自己表现良好、没有责任吧？商辂只能上奏请求辞职。朱见深立即批准。跟着被赶走的，还有左都御史李宾等十几位在弹劾西厂中表现积极的大臣。
四、狠心治国
汪直复出，火力更猛。
第一个开刀的，就是南京镇守太监覃包。
南京镇守太监是代表皇帝镇守南京的，在太监排名里面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和御马监太监，一定是皇帝非常信任的人物。这个覃包也是朱见深当皇太子期间就伺候过他的。因为这一点，才负责镇守南京。本来汪直没去查他，而是派亲信韦瓒（韦瑛的弟弟）去福建继续查杨晔案涉及到的地方官员。韦瓒走到南京附近，就听说了覃包最近闹出了人命案，仔细一打听，原来是他用上百艘官船往北京运送私盐，行至河南河北交界处的武城县甲马营时，巡查人员向武城县令报告。县令派典史率人盘查，覃包拒绝检查，让手下殴打典史，打死一人，打伤多人。
韦瓒深知案情重大，就在南京滞留了几日，搜集一些与此案相关的一些情报。结果被覃包的耳目发现，说有人在四处打听您打死人的案子。覃包马上叫人去把韦瓒给抓了起来，一搜果然搜出来不少材料。刑讯之下，韦瓒承认自己是“假冒”西厂办事人员来调查的。覃包于是把韦瓒押送北京，交付西厂处置。
汪直立即向朱见深告发此事。朱见深下令将覃包逮捕，经过核查事情属实。汪直坚决要求判处覃包死刑，朱见深刚开始表示同意，但后来经不住覃包不断的托人说情，还是宽宥了他，改为革职，罚往孝陵司香（负责每天给朱元璋的坟烧香，是低级太监的工作，跟前东宫太监王纶被贬往孝陵种菜是一样的处罚，司香比种菜能轻松一点）。
接下来，就是驸马懋凯指使手下打人，致伤人命。汪直接到报告，让吴绶把懋凯下锦衣卫大牢，审问属实，奏请朱见深法办。朱见深说：懋凯不守法度，恣意非为，看在公主的份上，姑且从轻发落。革去驸马冠带，穿着普通监生的衣服去国子监读书习礼，每年减少五百石的俸禄。
从上面几个汪直处理的案子来看，他收拾的都是一般人得罪不起的皇亲国戚、权势太监、高官子弟等。汪直谁的面子也不给，把帝国最大的几个利益集团全部得罪了一遍。几个大案办下来，对这些无法无天的权贵应该是有所震慑的。而对这些人的处置，又都要上报朱见深批示。汪直只有侦查、逮捕、审讯之权，审判和定罪则必须经过文官掌握的“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1]，而最终如何处理还是皇帝拍板。实际上，这才是明朝所谓“宦官专权”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情况：宦官只是皇帝监察百官的工具，而不能架空皇帝的权力。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西厂复开之后不久，汪直上奏：
“最近捕获大量盗贼，多是各地军户逃跑潜住在京师的人。这些人多冒名投托，游荡作乱，无所不至，因为没有户籍，难以管理。如果令官校缉访捉拿，难免会惊疑扰民。
请求诏命都察院发文，限其一个月内到官府登记。首次被告发的仍发回原卫所州县服役，免究其罪。如果隐匿不报，被查出来的，发配到偏远的边疆，并且罪连其投奔的主家。如果真是因贫困难以返乡的，审查其来历没有问题，可以编到北京附近的卫所，发给食粮，使其得所。”
这份看似普通的奏章包含了大量的信息，与西厂的建立有重大关联，需要详细分析一下。
首先，汪直在奏章里面提到了大量军户的逃亡。这个军户，是朱元璋建立“军屯”制度的产物。这些人的户口种类是“军户”，世代以当兵为业。国家在驻军地附近发给他们土地，自己耕种、娶妻生子，需要上交粮食充作军费，还要定期参加军事训练和出征。子孙后代也必须有固定的参军名额，保证兵源供应。这样国家就可以减少从内地招兵和运粮的麻烦。
随着军队的腐败，军官们大量的侵占普通士兵的土地、克扣士兵粮饷，这些“军户”该交的粮食和参军的义务还是得承担，他们就很难依靠军屯制度生存了，因此被迫大批逃亡。
这些人逃离其户口所在地以后，就成了无业游民。其中就有跑到荆襄地区聚集的，还有跑到东南沿海进城打工的。还有一部分人，则跑到了北京。因为国家首都就业机会多嘛，到某大官人府里当个杂役什么的比较容易。这跟今天很多人到北京当“北漂”有相似之处。当然二者差别还是很大，今天的流动人口现象主要是国家工业化拉动了城市化，它是建立在农村地区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的。
但明朝中期的流民问题，并不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整个官僚体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的结果。军屯的破坏只是其中一种情形。还有很多普通农民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土地没有了，但税赋和徭役还要继续承担。这些人只能逃离户籍所在地。于是才有了大量流民出现。北京也成了重灾区。
从这份奏章透露的信息来看，前面所谓的北京地区不断闹妖怪，还有妖人勾结宦官进入皇宫被发现。这些事情不是什么“不祥之兆”，而应该是北京地区治安形势恶化的表现。各种三教九流的非户籍人口都跑到北京呆着，鱼龙混杂，肯定会不断的闹出各种妖蛾子出来。朱见深居住在皇宫，对治安状况此类小事应该是不知道的。文官们也不会向他汇报。只有出现像荆襄叛乱这种大事了，才会报告到皇帝面前。等到北京地区不断的发生各种诡异事件，连朱见深都听说了以后，他才警觉起来，于是派汪直乔装出宫打听消息。
这种初步尝试的结果，一方面让朱见深对汪直的办事能力更为信任，另一方面也让他发现原来社会问题比文官们报告的严重得多，必须想办法整顿。这才决定建立西厂。西厂成立后，汪直上奏所谈的事情最多的有两种，一种就是权贵腐败的大案要案，另一种就是如何处理军户逃亡问题和完善边疆地区的军事制度。后面这一条主线是一直都有的，这也是朱见深密切关注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西厂的设立，并不只是朱见深宠爱汪直这么简单，而是明朝中期官场腐败和土地兼并加剧的必然产物。
建国之后，朱元璋当了十多年皇帝，慢慢发现文官集团太腐败，靠不住，于是建立了锦衣卫；等朱棣上台，发现锦衣卫也容易跟文官集团走的比较近，也不是很靠得住，又另外建立了东厂；到了朱见深时代，太监们也跟贪腐集团同流合污了，于是又不得不挑选最亲信的太监来另外成立西厂。这已经是皇帝与官僚集团较量的第三个回合了，实际上，这也是皇帝手里面的最后一张牌了。在反腐败这条道路上，皇帝真的快成孤家寡人了。
朱见深的治国思路，到目前为止可以很清楚的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成化九年之前，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治乱”，也就是先把各种地方叛乱紧急镇压下去，恢复基本的和平局面，为后续治理打下基础，在两广、荆襄、宁夏、建州、蒙古发动的一系列战争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第二个阶段是成化十年到成化十二年，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治民”，从韩庸致仕开始，国家政策从军事镇压向地方治理变革转变，其最高潮就是荆襄地区的治理；
第三个阶段是“治吏”。重点区域的治理形势全面好转以后，朱见深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全国的整体治理问题上来了。从成化十三年建立西厂开始，朱见深利用自己亲自培养的太监汪直，对严重腐化的权贵势力进行打击。
为了治理好这个国家，朱见深确实也是够累的。主要应该是心累。他在不同的阶段任用不同的人物，每到一个新阶段阶段，都必须狠心跟前一个阶段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决裂。也就是现在说的“不换思路就换人”。
为了当个好皇帝，他必须把尽心伺候自己多年、最亲近的太监王纶狠心罚去做苦役，而重用李贤等文官大臣；为了从战争转向治理，必须强迫默契配合多年的韩庸退休养老；为了重用汪直，必须将自己独具慧眼、冒天下之大不韪提拔起来的项忠下狱治罪——从史料记载来看，项忠案有可能是幕后黑手制造出来的一个冤案，而这个幕后黑手就是皇帝本人。
还有就是商辂，这是明朝历史上官方认可的唯一一个“连中三元”的大才子——也就是在地方的科举考试中得了第一名“解元”，到中央科举考试中再得第一名“会元”，然后再在皇帝亲自主持的金銮殿殿试中获得第一名“状元”。
商辂是朱祁镇点的状元。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俘，商辂与于谦等人一起拥立了朱祁钰。然后，朱祁钰想要废掉朱见深另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在此过程中，商辂是支持朱祁钰的，并得到朱祁钰的重用。朱祁镇复辟后，把商辂贬为平民。
朱见深登基以后，认为商辂很有才能、做事公允，将他官复原职，并提拔进入内阁。凡是有人提到商辂当年参与废立太子之事的，朱见深总是予以严厉谴责，说：“唐太宗可以重用魏征（李世民杀掉哥哥李建成当上皇帝，魏征是李建成的旧臣），我重用商辂有何不可？”商辂确实很能干，颇有政声，提了很多改革建议都被朱见深采纳。李贤和彭时去世以后，就让他当上了内阁首辅。从“连中三元”到百官领袖，朱见深帮助商辂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国科举制度只有在理论上才能出现的完美代表。
现在，为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太监汪直，又要把商辂赶走。
朱见深守着一个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贞儿尚且终生不渝，却在国家治理中一轮又一轮的翻脸不认人。想必他也不是无情的人，每一次辞旧迎新，心里应该并不会很好受吧。
[1]刑事审判权在刑部，“交付法司”一般是指交到刑部审理。大理寺负责复核刑部的审判结论，为冤假错案平反等。都察院负责监督审判过程。重大案件则需由着三个部门会审，称为“三司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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